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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迁编纂思想刍议

[作者:赵连稳]  [2010/3/25]
[摘要]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谈迁,一生著述不辍,著有《国榷》《北游录》《枣林外索》《枣林集》《枣林诗集》《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其中《国榷》是一部反映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学巨著。这些著作中蕴含着他丰富的编纂思想,即秉笔直书,持之以恒,求真求实,详今略远。研究谈迁的编纂思想对推动谈迁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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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谈迁;编纂思想;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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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迁(1594-1658),浙江海宁人,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署“江左遗民”。谈迁聪明好学,早年中秀才,但他不喜八股,几次乡试不中后便远离科举,靠充当记室、做些文墨工作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博览群书,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史载谈迁:“不屑场屋之僻固狭陋,而好观古今之治乱,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1]他“家徒壁立,最嗜书,好撰述。”[2]著作有《国榷》《北游录》《枣林外索》《枣林集》《枣林诗集》《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其中的《国榷》是谈迁以毕生精力编撰的一部编年体明史,该书洋洋五百万言,翔实可信,时人喻应益于崇祯三年(1630)正月为《国榷》写序,盛赞《国榷》内容丰赡,“洵一代之鸿业”,说谈迁“本盖良史才”[3]。邵廷采说:“明季稗史虽多,而心思漏脱,体裁未备,不过偶记闻见,罕有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具有本末,谷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4]

本文拟从谈迁的著述中爬梳他的编纂思想,以期推动对谈迁的研究。

一、 秉笔直录,据实以书

秉笔直书是我国古代史书编纂家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的《史记》是作者秉笔直书的典范,扬雄称赞说:“太史迁,曰实录。”[5]我国古代著名的编纂理论家、唐朝人刘知几要求史书编纂者应该做到不虚美、不掩恶,“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6]。谈迁钦佩司马迁的直书精神,在《国榷·义例》中说:“司马子长于汉初,曰‘沛公’、曰‘汉王’,据实以书,后人或概从帝号,颇乖其素。今特如本称,庶明履历。”[7]刘邦早年称“沛公”、“汉王”,《史记》“据实以书”,受到谈迁推崇。但是,历史上也不乏曲笔的事例,尤其是在明朝,为尊者讳发展到极致,加上统治阶级内部党争激烈,矛盾重重,致使一些史实在史书中被歪曲。如《明太祖实录》为了掩盖朱元璋滥杀功臣的事实,不惜三次修改,竟然把他描写成为一个“宽仁大度”“爱惜功臣”的皇帝。谈迁继承了我国史书编纂家直书传统,对朱元璋晚年枉杀功臣的事情如实地记载到书中。

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制造了“蓝玉党案”,3万多人被株连,《明太祖实录》只是记载该年二月蓝玉死,并不载死因。谈迁在该年二月乙酉条直书道:“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虽至愚不为也,……噫!功臣菹醢,安得止大树之下;晚游赤松,庶几哉不殆不辱矣。”[8]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条记录了太子师、颖国公傅友德自杀事件:“(傅)累历大功,以蓝玉诛,内惧。定远侯王弼谓上春秋高,行旦夕尽我辈,宜自图。”“会冬宴,……上责友德不敬,且曰:‘召尔二子来。’友德出,卫士传语以首入。顷之,友德提二首至。上惊曰:‘何忍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过欲吾父子头耳。’遂自刎。上怒,分徙其家属于辽东、云南。”[9]关于此事,《明太祖实录》只记载该年傅友德死。

清朝建立后,对在关外的一段隶属于明朝统治的历史避而不谈,讳莫如深。清廷修的《明史》隐去了建州事迹,从猛哥帖木儿、阿哈出、释家奴到李满住、凡察、李豆罕一直到努尔哈赤的历史,几乎一片空白。谈迁在《国榷》中则如实地记载了这段历史,例如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女真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指挥使司。”[10]永乐二年癸酉:“置奴儿干卫。”下注:“女真野人。”[11]永乐八年八月乙卯:“建州卫指挥使释家奴为都指挥佥事,赐姓名李显忠。”下注:“释家奴,指挥阿哈出之子。”[12]

谈迁怀着亡国之痛,称崇祯帝为“先帝”,但他并不避讳崇祯的短处,在《国榷》中谈到崇祯之死时说:“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痡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贻伊戚,非淫虐,非昏懦,而卒与桀、纣、秦、隋、平、献、恭、昭并日而语也,可胜痛哉!”[13]把崇祯帝名不副实的虚伪本质如实地刻画出来。

黄宗羲称赞谈迁的《国榷》“按实编年,不衒文采”[14],可以说,谈迁的《国榷》是一部“可以信今而传后”、质量可靠的史书。

明末清初,政局动荡,统治阶级忙于战争,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比较松弛,这是谈迁能够秉笔直书的社会原因。谈迁个性耿介、不喜逢迎,则是他直书的内因。

二、愈挫愈坚,矢志不渝

谈迁从28岁开始,到67岁去世,毕生精力用于书籍、尤其是《国榷》的编撰,“虽屡经患难,苦志转笃”[15],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我国的图书编纂事业,可敬可佩。

天启元年(1621),谈迁居家为母亲守孝期间,看到陈建的《皇明通纪》错误百出,再看《实录》和野史问题多多,便决心自己编纂一部真实可信的明代通史著作,于是“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之邸报,补其阙文,成书名曰《国榷》”[16]。至天启六年(1626),谈迁完成《国榷》初稿,由于崇祯一朝没有实录,故初稿只是写到天启年间。崇祯十一年(1638),谈迁到了南京,收集明末史料,看到了内阁藏书和以前没有见到的实录及崇祯邸报,还有大量遗闻逸事。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后,谈迁回到故里,一心修订《国榷》。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至顺治二年(1645),终于修成百余卷、五百万字的《国榷》,其间“六易其稿”。顺治四年(1647)八月,《国榷》手稿被窃,二十六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当时谈迁已经53岁了,悲痛过后,他从头再来,说:“吾手尚在,宁遂已乎!”在《国榷·义例》中说:“丁亥八月,盗胠其箧。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殚矣!居恒借人书辍辑,又二十余年,虽尽失之,未敢废也。遂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其实录归安唐氏为善本,檇李沈氏、武塘钱氏略焉。冰毫汉茧,又若干岁,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剑,予病之类矣。”[17]又过了五个寒暑,新《国榷》诞生了。

为了补充崇祯朝的史料,花甲之年的谈迁又去北京,访问藏书家和明清易代的当事人。在北京期间,为借到需要的图书,有时坐在藏书家门口等上一整天。他对好友李楚柔说:“口既拙讷,年又迟暮,都门游人如蚁,日伺贵人门,对其牛马走,屏气候命,辰趋午俟,旦启昏通,作极欲死,非拘人所堪,于是杜门永昼。而借人书重于卞氏璧,不可复得,主人邺架,颇同故纸,目翳不开五步之外。飞埃袭人,时塞口鼻。惟报国寺双松近在二里,佝偻卷曲,逾旬辄坐其下,似吾尘中一密友也。”[18]

在京师期间,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谈迁常常访问历史遗迹,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察看了景泰帝、崇祯帝的坟墓、金山明代皇族丛葬地和香山、西山的古寺庙等,《北游录·游西山记》和《北游录·思陵记》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考察时,谈迁手拄拐杖,脚蹬草鞋,登山涉水,连残垣断碑也不轻易放过。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脚上打出了血泡,毫不退缩,沿途不停地向人们打听当年的历史和趣闻轶事,然后仔细地记录下来。因为他“过目易忘”,所以总是把所见所闻记录到纸张上,密密麻麻,以至于别人难以辨认出来。朱之锡在《北游录序》中记载了谈迁访求遗闻逸事的辛苦情况:“盐官谈孺木,年始杖矣,同诣长安(指北京),每登涉蹑屩,访遗迹,重趼累茧。时迷径,取道于牧竖村佣,乐此不疲。旁睨者窃哂之,不顾也。及坐穷村,日对一编,掌大薄蹄,手尝不辍。或覆故纸背,涂鸦萦蚓,至不可辨。或途听壁窥,轶事绪闻,残楮圯碣,就耳目所及无遗者,其勤至矣。”[19]谈迁日夜所思所想都是编撰之事,在《梦中作》诗中说:“往业顷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20]这种敬业精神实在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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