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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记·荆轲传》的叙事结构及其创作根源

[作者:李泽需]  [2010/3/29]
[摘要]叙事结构可以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从表层结构看,《荆轲传》围绕荆轲刺秦王这一中心事件,塑造了一个志向远大、深沉多谋、英勇无畏的英雄形象;从深层结构看,《荆轲传》暗含着荆轲始终不被人们理解的人生悲剧。《荆轲传》的表层结构源于司马迁志存高远的人生态度,其深层结构则蕴涵着司马迁在现实中得不到理解的人生缺憾。

[关键词]《荆轲传》;叙事结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

叙事理论认为,叙述内容的基本成分是故事,而内容的存在形态则是结构。结构是指作品中各个成分或单元之间关系的整体形态,其可以从两个向度进行分析:一是历时性向度,即根据叙述的前后顺序研究句子与句子、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二是共时性向度,即研究内容各个要素与故事之外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前者称为表层结构,即由叙述的顺序所确定的字面意义层次的文本自身结构;后者称为深层结构,即具体的叙述话语同产生这些话语的整个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的超出话语字面的深层意义。本文试对《史记·荆轲传》(以下简称《荆轲传》)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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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荆轲传》的表层结构

一般情况下,从叙述层面分析作品的结构,首先应当确定最小的叙述单位。从句法分析的角度可以把叙述内容化简为一系列基本句型,最小单位叫做叙述句。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对故事结构简化提炼的结果是形成若干叙述句,这些句子之间是不可任意错乱的结构关系,即序列。《荆轲传》的主要故事内容可以用以下几个叙述句构成一个基本的单线序列:(1)荆轲是卫国人,好“读书击剑”和与诸侯“贤豪长者相结”;(2)太子丹辗转结识荆轲,两人共同谋划如何对付秦国;(3)荆轲在秦廷上刺杀秦王;(4)荆轲刺秦王失败,燕国灭亡;(5)高渐离筑击秦王,鲁句践感叹自己当初错看了荆轲。

《荆轲传》首先用几个片断简要介绍荆轲的身世爱好和交游情况。荆轲“好读书击剑”,文武兼修,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在其父母之邦卫国受到秦国兼并威胁的形势下,荆轲“以术说卫元君”,可见他关心时势,以天下为己任。荆轲在榆次与盖聂论剑,在邯郸与鲁句践赌博争赢局,都在别人的怒目或怒叱下逃去。尽管这样会被别人视为胆小懦弱,但荆轲都没有为了逞一时之强而意气用事。到了燕国后,“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荆轲始终胸怀天下。这里再次提到他“好书”,可见他不仅仅是胸有大志,而且有真才实学。“好书”和与诸侯“贤豪长者相结”,说明荆轲一直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另外,作者写荆轲的交游,还特别提到“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通过这些描述,作者已为我们粗略勾画出荆轲个性深沉、志向远大的特点。

在介绍了荆轲的身世爱好和交游情况后,作者接着写燕太子丹谋划如何对付秦国。荆轲因田光的推荐而去拜见太子丹,被太子丹委以劫刺秦王的重任。面对太子丹的“刺秦”计划,荆轲先是沉默,继而是推辞,在太子丹的恳请之下最后才应允。劫刺秦王首先要能接近秦王,荆轲提出要用樊於期之头和燕国地图作为入秦的信物,这两个信物实际上代表了燕国表示归顺秦国,所以何时奉给秦王有个时机问题。在秦国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荆轲才开始行动,体现了荆轲选择时机的良苦用心。樊於期因得罪秦王而逃到燕国避难,太子丹不忍伤害他。于是荆轲面见樊於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樊於期主动献出自己的头颅。在与太子丹谋划刺秦的过程中,荆轲深沉的性格特点再次得到表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荆轲足智多谋的一面。

易水送别的场面突显了荆轲的英雄气概。荆轲入秦,太子丹及那些知道这件事的宾客都穿戴着“白衣冠”来为他送行。在易水边,祭过路神之后,就要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着筑声唱歌,悲凉凄怆的音调,让送行的人都被感动得流泪哭泣。荆轲一边前进一边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在慷慨激昂的歌声中,在群情激愤的气氛中,荆轲登上车连头也不回地走了。这一悲壮的情景,充分表现了荆轲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

荆轲在秦廷上刺杀秦王,是故事的高潮部分,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荆轲的英雄本色。先是“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的秦舞阳,在秦王的宏大排场面前“色变振恐”,引起秦王“群臣怪之”。眼看就要露馅,荆轲回头笑看了秦舞阳一眼,向前对秦王谢罪说:“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荆轲在如此紧急的关头能镇定自若。并在谈笑间就消除了秦王君臣的疑心,充分显示了他的大智大勇。接着写荆轲向秦王进献地图,当秦王打开地图,地图完全展开、匕首露出来的时候,荆轲顺势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同时右手抓起匕首,刺向秦王。但秦王的反应也是出奇地快,荆轲的匕首还没有接触到秦王身体的时候,秦王在惊惶中抽身而起,一下子就把衣袖挣断了。于是荆轲追秦王,秦王绕着柱子拼命奔逃。由于秦王群臣“以手共搏之”,加上“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让秦王有机会拔出剑来反击荆轲。荆轲的左腿被砍断了,倒在地上,便举起匕首投向秦王,但没有击中。秦王再用剑刺荆轲,荆轲身上受了八处创伤。荆轲知道事情办不成功了,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秦王左右的人上前杀死了荆轲。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充分体现了荆轲刚毅勇敢、无所畏惧的性格。

在传记的最后,作者写高渐离以筑击秦王不成被杀以及鲁句践听说荆轲刺秦王之事后感叹自己当初错看了荆轲,再次烘托了荆轲的英雄形象。

作者就这样层层深入、有条不紊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志向远大、大智大勇、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表达了对荆轲的赞美之情。从传记的结构来看,作者非常注意前后照应。如开头写荆轲到燕国后,“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从他们相同的志趣里,可以看出高渐离也是荆轲式的人物。易水送别时,作者再次写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进一步表明他们胸怀的一致。而传记最后写高渐离视秦王如寇仇,借击筑之机扑杀秦王,与前面的叙写正相呼应。又如写荆轲入秦前,太子急于行事,便找了一个“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的秦舞阳作荆轲的副手。荆轲似乎在出发前就已看出秦舞阳不行,所以他要等他的朋友与他一起去。这与后面写到秦廷之后“秦舞阳色变振恐”,不能起到助手的作用,又是遥相呼应的。另外,传记开头写荆轲与鲁句践下棋争道,鲁句践怒而斥之,而最后写鲁句践引咎自责,也互为照应。这样写,不仅使得结构严谨,而且也有助于事件和人物形象的完整性。

二、《荆轲传》的深层结构

从表层结构看,《荆轲传》围绕荆轲刺秦王这一中心事件,塑造了一个志向远大、深沉多谋、英勇无畏的英雄形象。而从深层结构看,《荆轲传》则暗含着荆轲始终不被人们理解的人生悲剧。

《荆轲传》在交待完荆轲的身世后,即写荆轲“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卫元君不用荆轲之“术”,表明卫元君对荆轲的才学不以为然。荆轲的才学如何,传记中没有具体的描述,但从荆轲后来谋划刺秦的精细准备看,应该不差。可见,《荆轲传》从一开始就暗示荆轲处于不为人所知的境地。

荆轲在榆次与盖聂论剑,因两人看法不同,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就出去了,有人劝盖聂再把荆轲叫回来,盖聂断言荆轲不敢再逗留,已经离开了。派人到荆轲住的地方寻找,荆轲果然已经驾车离开榆次了。使者回来向盖聂报告,盖聂说:“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另外,荆轲在邯郸和鲁句践下棋,由于争执棋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不再跟鲁句践见面。后来鲁句践听说荆轲刺秦王的事后感叹:“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很显然,盖聂“怒而目之”和鲁句践“怒而叱之”,都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荆轲,而荆轲也不和他们争一时之强,是因为“志不同,道不合”,但这却被他们误认为是懦弱的表现。荆轲受人误解不可谓不深。 《荆轲传》还浓墨重彩地写到燕太子丹的“不知人”。太子丹由于质秦时受到秦王的侮辱,逃归后想报复秦王,鞠武批评太子丹只想自己个人雪耻而不顾全大局;后来得罪秦王的将军樊於期逃到燕国,鞠武主张立即把他送到匈奴去,以消除秦国的借口。这些建议都没有被太子丹真正接受。对于秦国日益严重的威胁,鞠武提出“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之策略,而太子丹认为:“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恬然,恐不能须臾。”鞠武批评太子丹的行为是“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后来太子丹被杀,燕国被灭,证明鞠武所说的不无道理。另外,鞠武是个十分谨慎之人,尽管他明确反对报复秦王,但他还是向太子丹推荐了田光,认为田光“为人智深而勇沉,可与谋”。但太子丹对老师眼中的这个大侠,还要告诫他不要泄漏他们之间谈话的秘密:“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结果导致田光以死来表明自己不会把这事说出去。由此可见,太子丹既不了解田光,也不了解鞠武。另外,太子丹把秦舞阳配给荆轲作为刺秦的助手,实在也是“不知人”。秦舞阳虽然“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但其实是个外强中干的人。太子丹以秦舞阳为荆轲刺秦的助手,意味着对他寄予厚望,结果秦舞阳在秦王的宏大排场面前就已吓得“色变振恐”,在荆轲追杀秦王的关键时刻更是不见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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