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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宋代士人心态的解读

[作者:张小丽]  [2010/3/29]
论文关键词:宋代; 士人心态; 昭君诗

论文摘要:昭君出塞是历代诗人乐于吟咏的题材,两宋共有近八十位作家创作了吟咏昭君的诗作一百三十余首。这些诗作寄托了宋代士人各自的人生感慨,从中可解读出他们精忠报国的热忱、怀才不遇的悲愤、对现实政治的控诉及人生无常的叹惋等各种不同的心态。

昭君出塞的史事是中国文人墨客喜于谈论的一个话题。以晋石崇《王昭君辞》为滥觞,历代歌咏昭君的作品不绝如缕,可谓“作者寖多,不容措手”[1],构成了一道绮丽而独特的文学景观。因时代的变迁和作者的变化,这一古老题材被不断注入新鲜的艺术生命,歌咏昭君的诗词曲作品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情感倾向和精神风貌。其中,吟咏昭君的诗歌作品成就较为突出,尤以唐、宋为最。唐代以前的咏昭君诗多是“哀其不遇,怜其远别”,叙写昭君之悲怨;唐代诗人则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志,拓宽了此题材的主题。宋代咏昭君诗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其抒写的昭君形象,已经突破了单纯悲怨的局限,成了诗人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融合的载体,并深刻地体现了其思想观念、情感意向、精神构架和价值选择。据《全宋诗》考察,两宋共有八十余位作家创作了以昭君为主要吟咏对象的诗作一百三十余首。这些诗作中,透露出有宋一代士人多层次的文化心曲,寄寓了宋代诗人精忠报国的热忱、怀才不遇的悲愤、对现实政治的控诉及人生无常的叹惋等各种心态。

一精忠报国的热忱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人地位之尊崇、待遇之恩厚,莫过于宋。宋太祖开国之初,汲取五代藩镇割据、政权迭更的历史教训,为巩固政权,制订了“兴文教”、“抑武事”的传统国策。宋代又改革了科举制度,广开取士之途,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路,使得不少寒介之士得以晋身仕途。进士及第后,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选,及第者便成为“天子门生”,荣耀无比。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都曾以进士高中得到过当朝皇帝的奖誉。加上宋初实施轻徭减赋等措施,国力强盛,故而文人普遍具有高涨的政治热情。他们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因此,在宋初士人的咏昭君诗作里,流露出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深切忧虑,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邢居实《明妃引》云:“少年将军健如虎,日夕撞钟搥大鼓。宝刀生涩旌旗卷,汉宫嫁尽婵娟女。寂寞边城日将暮,三尺角弓调白羽。安得猛士霍嫖姚,缚取呼韩作编户。”[2](p14810)此诗颇具唐人风骨。诗中所刻画的少年将军、边城猛士的形象,充满了活力四射的少年意气和昂扬进取的乐观精神。少年将军、边城猛士的慷慨豪迈、激情喷涌,不正是诗人自身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自信与渴望精忠报国之热忱的生动写照吗?

宋代诗人渴望建功立业、安国靖边的情怀,往往借追慕、赞誉昭君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赋予昭君勇于承当国家政事的胆略和豪气,诗中的昭君“一朝按图聘绝域,慷慨尊前为君去”(姚宽《昭君曲》,p22061),俨然一个以身许国的英雄。诗人甚至替昭君发出这样的壮言:“能为君王罢征戍,甘心玉骨葬胡尘”(郭祥正《王昭君上马图》,p8989),“巫峡江边岁屡更,汉宫日月亦峥嵘。此身端可清边患,谁惜龙沙以北行”(陈长方《王昭君》,p22252)。诗人发挥了史书中关于昭君“主动请行”之史实,进一步赋予昭君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纵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的更崇高的爱国精神。在宋代昭君诗中,诗人以昭君自许,通过昭君之口道出自己理想的情况在在皆是。这些诗作中的昭君,或充溢着慷慨激昂的决绝刚毅,如“宁为龙塞青青草,不作昭阳细细腰”(吕本中《昭君怨》,p18264);或深蕴着甘忍羞耻的委曲求全,如“若藉此行赎万骨,甘忍吾耻靡一身”(赵汝鐩《昭君曲》,p34202);或流露不顾生死的豪情表白,如“但令黄屋不宵衣,埋骨龙荒妾其所”(陈造《明妃曲》,p28031),“妾身生死何须道,汉人嫁我结和好”(方一夔《明妃曲》,p42254);或发出勇赴国难的悲壮誓言,如“命薄身存有重轻,天山从此静埃尘”(王洋《明妃曲》,p18937),“长城不战四夷平,臣妾一死鸿毛轻”(高似孙《琵琶引》,p31984),“慨然欲自往,讵忍别恩光。倘于国有益,尚胜死空房”(赵文《昭君词》,p43236)。

所有这一切,都是诗人内心激情的喷涌。这些昭君诗“要当言其志在为国和戎,而不以身之流落为念,则诗人之旨也”[3]。的确,诗人的这种表述,实质上就是为自己甘愿为国献身的意愿表达张本。昭君的决绝,就是宋代士人的决绝;昭君的表白,就是宋代士人的表白;昭君的誓言,就是宋代士人的誓言。宋代士人乃是借对昭君的歌颂,来抒写自己渴望捐身赴命、精忠报国的满腔热忱。

二 怀才不遇的悲愤

尽管文人们普遍有着以身许国的政治热情,尽管宋王朝大开科举之门,为士人们步入仕途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真正能抓住这个契机并在仕途中一展抱负的毕竟只在少数。大多数士人仍然不能步入仕途或即使步入仕途却并不得志,如范仲淹、苏轼、秦观等。加上宋代朝廷党争激烈,北宋自庆历新政起,围绕着革新与守旧问题,党争就持续不断;南宋朝廷则始终存在主战与主和的斗争。宋王朝为了确保政权集中于皇帝之手,采取了执政分权、职务流动、台谏言事、厉行贬谪等措施,使仕宦者总处在如履薄冰、浮沉不定的状态中,升、降、出、入十分频繁。因此,宋代大部分士人虽身负绝学,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平则鸣,王昭君于是便成了宋代士人释放内心深处这种怀才不遇之悲愤的“假借物”。

中国文学历来有着以香草美人喻君子的传统。屈原离骚》中即以“美人”喻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对美人的孜孜以求来比喻对美政理想的上下求索;建安诗人曹植的诗句“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亦是以美女的盛年不嫁来比喻君子的怀才不遇。昭君的未能见宠于皇上,与士子们的怀才不遇极为相似。唐代诗人已经开始采用这种比喻方法,如李白在其名篇《王昭君》中即借“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等语隐晦地寄托自己无人引荐而才华不施的悲愤。[4] 宋人承唐人余风,更加普遍地在昭君诗中暗寓自己深刻的同情及强烈的怀才不遇之感慨。袁燮《昭君祠》云:“自古佳人多命薄,亦如才士多流落。人才有益尚疏外,佳人无补何可怼。君不见萧生堪猛岂不忠,君王疑信终不容。”(p31000) 诗人直接以佳人之命运比才士之见疑、流落,虽然少了唐诗幽微含蓄之美,但这种直白式的袒露使诗人的愤慨得到更强烈的彰显,倍见古朴和劲直。部分诗人以昭君作比,认为昭君命运诚然可悲,但至少其美丽还广为人知,其出塞之举更让她青史留名、垂芳百世,而许多身负奇才的士人却终生不遇,最终含恨命归尘土。程鸣凤在《明妃》诗中就无限感慨道:“汉宫粉黛应无数,明妃却向毡城路。自怜倾国不用金,翻被一生颜色误。世间那有真妍媸,明妃马上休伤悲。不信但看奇男子,多少尘埋未见知。”(p40657) 同时代的吴龙翰在《昭君怨》中也发出了同样的浩叹:“汉家金屋贮蛾眉,六宫何啻三千姬。中有一姬倾国色,可怜不到君王知。……君王按图不入眼,出身远嫁单于妻。……犹胜男儿未贵时,咫尺金门如万里。”(p42895) 程、吴二诗沉痛语却均以安慰的口气缓缓道出,表面的平静劝解下,是痛彻心肺的悲愤和呐喊。

部分昭君诗作中,诗人并不直接以昭君作比,而是通过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中其他人物的失落来暗寓作者自身才华不施的慨叹。如果说 “汉家失计何所获,羽林射士空头白”(姚宽《昭君曲》,p22061)还只是诗人对“羽林射士”不遇无可奈何的同情与感慨,那么,李曾伯的“当时本有平戎术,中国难容绝世姿。忍死定仇娄敬策,惜生不遇武皇时”(《昭君溪》,p38693),则是激荡于诗人心中刻苦铭心的仇恨和生不逢时的彻底绝望了。

在宋人所作的昭君诗中,诗人们不仅同情昭君遭遇,对其有着清醒的角色认同感,更重要的是借其情其景,以浇自己胸中之块垒。正如清人冒春荣所论:“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己有怀抱,借古人事以抒写之,斯为千秋绝唱。”[5](p1569) 他们悲昭君不遇的同时,也是悲他们自己的才高见弃。同情昭君,关注自身,宋代诗人们通过诗歌积极地追寻昭君悲剧的根源,并暗寓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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