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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掩其父”(二郎掩李冰)之谜

[作者:杨济中]  [2010/4/28]
〈一〉

“子掩其父”,在封建时代是大逆不道,不符合“善则归亲”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本原则,该当问罪。不过,也有特例,令封建王朝也没奈何的特例——都江堰二王庙中的偶像,至少一千多年中一直是“子掩其父”格局。子乃二郎,其神长期雄踞主殿,血食甚隆;父乃李冰,其神长期偏殿配享,香火次之。此种格局,下限在文革初期,其时父子神像俱毁,泥胎灰飞烟灭。1972年重塑“革命现代李冰”,一改千年传统,将父亲塑于正殿,儿子塑于偏殿,今已毁,二王庙内,只有一王了。1972年所塑“李冰”,受文革思潮影响,并无王者之相,无官帽,更无金身龙床冕旒之属,俨然凡人,哪有帝王威福?按当今观念,那些穿高级衣冠,进口名牌的款、腕,假如来到这穿着粗布衣服的“王者”面前,必然产生疑虑:当王的穿着这么穷酸,谁还愿削尖脑袋去争官,争王?

话说回来,“子掩其父”格局的上限在于何时呢?这似乎是个谜。但从史料中零星可觅其旁证。早在唐代,二郎神已名声大振。全国各地,多有二郎神庙;二郎神的英雄业迹,也各地多有。当然,其中不乏有封建官僚、好事文人的拉名人以炫耀乡里,因为在封建时代,国家级神人故里,七品官按五品待遇,皇粮国课征收减半,秀才举人名额增加,故里父母官还可随朝廷大官参与祭典,披红戴彩,耀祖光宗。而正宗二郎神故里,是在都江堰。因为封建时代,京中大官,省级大官,都要亲自到都江堰二郎庙致祭。清代四川总督骆秉璋前来祭奠时,见儿子雄踞大殿,父亲屈居偏殿,脸上不悦道:“子掩其父,得无紊欤?”当然,他无力扭转这上千年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他应当顿悟:“儿子”并不姓李、何来“子掩其父”的矛盾。

儿不姓李,古有其说。一曰姓杨,《西游记》中擒获孙大圣的“灌口二郎”是也(灌口即今都江堰市);二曰姓赵,为隋嘉州太守赵昱是也。赵昱也曾斗龙斩蛟,为梅山七圣之首。而文革前二王庙大殿上二郎神像,全然是《西游记》中杨二郎形象,《劈山救母》中杨二郎形象。为三只眼,且有三尖两刃刀及哮天犬立于大殿左右两侧。盛唐有词牌名《二郎神》唱遍神洲;五代前蜀王王衍出巡,仪仗辉煌,前呼后拥,百姓见之,说是灌口二郎下凡。北宋初年青城王小波、李顺起义,李妆扮成二郎神,大得民间信仰,一呼百应。北宋永康军(今都江堰市)迎神赛会,百姓宰羊数万头以敬二郎神,郡政府仅靠征收宰羊税,就足够一年财政开支。长期以来,民间的二郎神多次被企图纳入官方模式,(例如二郎李冰多次被官方封一长串王号等)而民间的二郎神又每每挣脱官方的纳入。于是有姓杨姓赵姓李之说,又有二郎即李冰之说。诸说究竟何是何非,或者都是都非,其中大有明堂。

〈二〉

姓李说在民间得不到理睬与认同,只在一部分士大夫中有小范围的市场。

二王庙原先称作二郎庙。元末才改称二王庙。二王即二郎神和李冰。 在二郎庙对面,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和经久不衰的道教中心——青城山。道教所奉的重要神祗之一,即清源妙道真君二郎神。在都江堰之侧的赵公山,即赵昱(二郎神)白日飞升,隐居修道处,赵公山麓的王婆岩,即二郎神擒获孽龙的“遣迹”。北宋初叶,宋真宗好道,封二郎神为清源妙道真君,宋徽宗时又封。元人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中二郎神出场道白有:

 “吾神姓赵名昱,字从道……我亲自仗剑入水,斩其健蛟,收了眉山七圣,骑白马白日飞升,灌口人民与吾神立庙……

朱熹《朱子语类》说:“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梓潼即梓潼帝君,又名文昌帝君,也是道教所奉之神。而二郎神之信仰,因其能以泉水为民治百病,能斩蛟擒龙,变水患为水利,能主持正义,抑恶扬善,捉妖降魔,更在梓潼之上。从今存于灌口二郎庙内木壁镌刻的陆游〈〈灌口神君歌〉〉的描述看,二郎神全然为道家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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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之所以在都江堰发祥,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及群众基础的。汉末张道陵在此化符水为民治病,发展五斗米道教徒的时间,与民间对二郎产生崇拜的时间,十分接近。其时宦官专制,腐败盛行,远离宦官专制中心的西僻之蜀,民风古朴,信仰自由。如果说儒教是在朝的教,则道教是在野的教,更得广大非儒生的无文化的下层劳动人民的信仰。由于道教在都江堰道徒众多,群众基础甚广,所以,以儒家思想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朝庭,对之也另眼相看。唐太宗时,青城山道教与佛教发生地盘之争。结果唐太宗御笔亲自批示,使道教获胜,佛教寺庙迁出青城山以外地方。佛教儒教,在这都江堰地区的信仰,都不及道教。虽然儒教在全国范畴看,是占统治阶级指导地位的教,但因科举,因熟读儒家之书而入官场的官,比之于广大黔首,毕竟是少数,少数为官者信仰儒教而多数为民者信仰道教,为官者中,也有不读书(儒经)而从其他门道进入官场者,并不信儒教,也有表面上假奉儒教而实际并无信仰者,也有背叛儒教而改信道教者,如隐居青城山的前官吏杜光庭、范长生、张俞等。

青城山上清宫内有一匾,大书“李实孔师”,既有崇道抑儒一面,又有与官方意识形态拉关系套近乎的一面。孔子政治主张难以实现,想乘桴逃往海外,海外没去成,转而好道,全力研究易经。孔子想不到,在他死后几百年,神州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会让儒教成为官方倡导的信仰。然而,中国哲学骨子里是以老子为核心思想的道家的哲学。这是漫长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故道教在民间的信仰比儒教大得多。在道教中心都江堰,道教对儒教,更是产生着碰撞、争斗与排斥。大多时是道胜儒败,有时则呈胶着状态融糅合流。生于儒教之乡山东的诸葛亮,来到产生道教的川西,竞脱去儒服常穿道袍,常摇道家之鹅毛扇,并学道妆神,不正是因为道教大得西蜀民间信仰,大得全国民间信仰之故么?

〈三〉

安史之乱后,整个封建社会如日中则仄,开始走下坡路。这就导致人们特别是隐居之士对道教的信仰呈上升趋势。现实的黑暗腐败,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在道教中寻求精神抚慰与避风港,在道教神祗身上寄托保护、帮助和拯救的希望。唐季五代北宋,随着《二郎神》曲唱遍神洲,二郎神名声大震,几乎家喻户晓,无不谟拜。《宋史》载:北宋徽宗政和七年诏修神保观(观为道家庙宇),俗所云二郎神者,京师之倾城男女,负土以献,不知何神。”首都如此,全国各地当然仿效。故道教之二郎神,能割剧两川,并向全国发展。

道家神祗二郎神的大得民间信仰,引起了坚持不语怪力乱神原则的荐绅先生的不安与疑虑,并开始了将二郎纳入正史有名的李冰名下的努力。《朱子语类》言:“蜀中灌口二郎神,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

对于儒教士大夫倡言的二郎姓李说,道教和广大无文化的劳动人民,进行大力的对抗与反击,大力炮制二郎姓赵姓杨说并大力宣传传颂,以消极抵抗二郎姓李说。这样,自南宋起,无名无姓史志无征的二郎,出现了姓李姓赵姓杨三说并存局面,愈炒愈热,热闹非凡,为二郎进一步盖过李冰,推波助澜。

《龙城录》言,二郎(赵昱)隐青城山修道。唐太宗封其为神勇大将军,庙食灌口。唐明皇幸蜀,加封赤城王(青城山有赤城阁),又封显应候,昱斩蛟时,年二十六。“《川主三神合传》言:“二郎托名赵道士,宋真宗加封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道书《灌江备考》言:”二郎为蚕丛之后,故额上有一纵目。”今都江堰旁赵公山,即赵公(昱)隐居处。赵公山麓的王婆岩,即二郎神擒获孽龙处。

神州各地上演的元人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灌口二郎神唱道“不周山戮破天吴,曾把共工试太阿(言斩水怪治水);谁教有穷能射日,某高担五岳逐金乌。”(都江堰有民间故事《二郎担山赶太阳》)“小圣灌口二郎是也……看了些日月盈亏,山河变迁,灌口把威施,天涯将姓显!”(今二郎庙大殿右下侧“威应刹那“斗大四字,乃颂扬二郎神威)二郎在小说《西游记》、《封神榜》、《劈山救母》、《聊斋》、《宝莲灯》《搜神记》《警世通言》……中更是威力无比,大得神洲广大下层百姓的信仰。以上所举具有种种神威的二郎神,均为杨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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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封建王朝的日益腐败,道教和民间的姓赵姓杨说,大大得势,并从而促进二郎神在民间之信仰,再上新台阶。《王圻绩考》载,元至顺元年,川抚某只请封二郎,不言李冰。清道光时,川抚请改二郎庙为李冰庙,以二郎配享,被中央驳回道:“以前代祭(二郎)典,相沿已久,不易轻于变更。”清巡抚宪德请加二郎封号而不言及李冰。可见无限信仰二郎乃民心所向。官府也不得不顺应民心,以合潮流。因此,二郎神雄踞大殿的格局,千年不变,至今不变

民心不可违,谁也不敢下令百姓在“父”的香火上加大力度而减少“子”的香火.         宋代,二郎神又被官方封为显英王.今青城后山味江村尚存显英王摩崖石刻像,像右侧有石刻哮天神犬.上方石刻扶桑帝.神龛两侧有石刻楹联:东望扶桑帝,西蜀显英王.据石刻文字记载,该神龛刻于清同治元年壬戌(公元1862年)此外,都江堰北侧的灵岩山上也有石刻二郎神像,在黑风洞旁.在今都江堰天马乡,尚存有二郎神担山赶太阳留下的遗迹----童子山.

〈四〉

都江堰,是古蜀国本土文明的源头与见证,都江堰旁曾经有过的望帝词,是古蜀人民图腾崇拜的祭坛。古望帝,是蜀人长久寄托哀思、维持和发扬蜀文化的一个高标与载体,南朝萧齐明帝建武四年(公元497年)。因二郎神在民间的信仰大超望帝,益州剌使刘季连乃将望帝祠迁往郫县,望帝祠原址改名崇德庙(今二郎庙)改祀二郎神与李冰。按应劭《风俗通》所言,李冰者,秦王灭蜀后60年所派出之特派员也,代表秦国入主蜀国的最高军政长官也,为操秦腔唱秦调敲秦缶,喜吃老陈醋羊肉泡馍之秦客也。而望帝杜宇者,古蜀国国王也,为土生土长,吃麻辣烫、说川话唱川腔的蜀国本地人也。秦王输入的异国文化,与古蜀国的本土文化发生撞击,发生异化。但是,以武力开道的秦文化,并未使本土蜀文化断根。正如以武力开道的满人没有征服汉文化一样。年年岁岁,杜鹃花开之际,杜鹃鸟啼之际,这古蜀本土文化,都要得到一次凝聚与积淀。李商隐诗“望帝春心托杜鹃”,杜鹃啼血染花红,“教民务农”的杜宇死后,还化为杜鹃,还不忘教民务农。“布谷!布谷!”这暮春花影中一声紧似一声的带血的啼叫,叫黄了麦穗,叫绿了秧苗。叫醒了千丝万缕永远剪不断的古蜀族遗传下来怀恋与乡愁。而那开遍西蜀山野的俗名映山红的杜鹃花,当其恕放,如火如荼,正好唤起土著蜀族对于踏进天府盆地的强秦铁骑的反感与敌忾。正好唤起抗衡异国文化,继承和宏扬蜀国本土文化的潜意识,唤起思古之幽情。“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范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而通秦塞的第一序幕,不是和平的橄榄枝,而是秦军的铁蹄、不是轻歌曼舞,而是干戈染血。干戈“文化”征服了农业文化。其起因,则是秦王吹牛说牛屁眼里能屙金子。欺骗了贪财的蜀王,派出“五丁”去牵牛。屙金子之牛没得到。反而“地崩山摧壮士死。”失去了政权。四万八千年的天府,四万八千年的世外桃源,就这样,像一个如花似玉的弱女子,被秦始皇兵马俑式的孔武有力的秦军铁蹄,给柔碎了。

蜀人思念杜宇,“至今巴蜀民农忙时,先祀杜主(宇)”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杜宇也是治水的英雄。即使祀杜主的庙迁走了,古蜀国,特别是都江堰一带的人民,还是在心底里,祭祀杜主。杜主教民务农作示范用的农具,为铁臿。臿为先秦常见农具,如铲,如布,先秦布币,即象此农具形。臿可务农,也可作修河治水工具。东汉山东武梁祠石刻大禹像,双手持臿,可知臿为治水工具。

公元前316年,蜀国灭于秦国后,蜀民对杜宇的怀念与崇祀并未因武力而断绝,可见其在巴蜀民心中信仰之深,可见其与都江堰治水的不解之缘。正如屈原死后,楚人甚至所有神州人都怀念他,并将他发明的“求索“一词常挂嘴上一样,杜宇在两川,在巴蜀,也深受怀念。而迁庙于郫后,杜宇庙香火之盛,也代代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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