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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艺术教育与理想主义

[作者:潘公凯]  [2012/1/16]
我最初的艺术教育,是在家里面熏陶得来的,是不知不觉的。如果从时间之流里明确切出一个界标,那还是1964年至1968年在浙江美术学院附中的学习。

说起来,我考上浙美附中不是特意努力的结果。当时,我读的杭州第四中学(原杭州第一初级中学)是全省最好的初中,我完全可以升本校的高中部,考杭州最好的高中也没有问题,所以我根本没有必要去附中。但是我的图画老师一定要我去考附中,因为在图画小组里面我画得最好。他对我教得真是尽心尽力,当时学校里面的石膏教具总共没几个,也就是立方体、圆柱体和伏尔泰等几个头像,还有一个维纳斯。图画老师认为画维纳斯最难,其他人都不准画,他认为只有我一个人达到能画维纳斯的程度。他希望我报名去考浙美附中,我不肯去,我觉得画画这种事儿,好像成绩比较差一点的才去考,我有点不甘心!后来,这个老师去附中给我报了名,五毛钱报名费也是他出的,回来告诉我说:“我已经给你报名了!你还是去考一下吧,你考完了以后就是不去都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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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考试是画一个瓦罐,一个瓷盘里面放一根葱。考试的时候,我的状态特别放松,完全是玩儿,我的那个瓦罐素描画得特别好。瓦罐本来就酱油色的黑乎乎的,我画得特别狠,整张画画得很重。我当时已经有这个感觉了,有点儿懂得画画要画得重、画得狠。考完了根本问都没问,就是没当回事。过两天,附中的女校长就跑我家里来了,跟我父亲说:“潘先生,公凯考得非常好呀!他是第一名!听说他不想上附中呀,想考别的高中。哎呀,就上我们的吧!我们还是很好的。”动员我父亲来做我的工作。父亲就和我商量:“要不然就去读?如果你去画画,我也挺高兴的。”我思想斗争了两三天。关键是当时学理工科究竟学什么自己也没明确,一时没了主张,这个时候有了学画画的机会,我有点茫然,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去考别的学校,我也有些抹不开老师们的面子。我就这么糊里糊涂地上了附中。

我在附中学画的时候,曾经迷恋过19世纪末俄罗斯的油画,像苏里柯夫、列维坦等等,特别喜欢谢洛夫,我觉得他画得潇洒,特别有灵气。也喜欢柯勒惠支的素描和版画,看着觉得特别过瘾,喜欢她深沉的力量和对生命价值的独特感受。在我家里,还有一些德国表现主义风格的画册,是东德一位朋友送我父亲的,我也很喜欢。当时,罗马尼亚画家博巴在浙江美院任教,他的油画吸收了中国写意精神,大笔触,很整体,也用黑线。父亲也喜欢他的风格,将他送的一幅大白玫瑰挂在画室里。我在附中的时候,也学国画,不过是大家都学习的东西。我的素描成绩一直很好,那个明暗调子、空间感,道理容易懂,一想就明白了,马上就可以用到各种作业上去。我父亲是根本不问我在学什么、画什么。他对我的学习能力十分信任。后来我们在附中的时候,下乡、下厂的时间越来越多,我们就在乡下或工厂画速写。

附中的课堂学习,我不是最用功的,虽然成绩一直很好。从小到大,课堂学习一直不是我的重点,因为我觉得功课好并不很难,而且是理所应当的,我的专注点还是在课外。我开始喜欢哲学,买了大学的哲学课本。这个时候我对于理想,对于自己今后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和困难已经有所准备了。

我们刚上附中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大家总是吃不饱。我家里的条件比较好,浙江省总共有三五个高级知识分子享受省级领导待遇,父亲是其中之一,每个月有一辆三轮车来,送点油、糖、肉、米。我在附中住校,坚决不回家吃饭,连礼拜六、礼拜天也不回家吃饭。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我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吃得好,但是干活我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差,我的付出绝对不能比他们付出得少。在附中我是第一次住校,但是对于独立生活一点都不感觉到困难,而且苦活、累活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干,同学们不愿意干的事我也干。一般男同学的被子拆洗完了以后就缝不起来了,我就成了同学们当中缝被子的老手,我不仅能把被子缝得非常服帖,还会踏缝纫机补衣服。有同学生病了,总是我到医院去照顾。我还给同学们理发,到店里买了全套的理发工具,我的手艺在附中是出了名的。

因为相对于我准备承担的责任、义务和困难来说,这些的确不算什么。我甚至觉得自己的条件还不够差,总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降低,让自己吃苦,使自己获得锻炼。这样一种自我要求,恐怕真的跟我读的那些书有关系。

在上附中前我已经读了一些传记,像《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列宁的青年时代》、《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刚考上附中的1964年暑假,我读完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非常喜欢。我对自然中的物理现象,从原子结构到天体物理,始终怀抱着极大的兴趣,想方设法找书来看。当时,不仅有介绍达尔文的书,而且也开始有了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小册子。这些书曾使我十分兴奋,也构成了我早期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65年暑假,我读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当时我没有条件找到书中涉及到的许多哲学原著,只能猜测着理解那些复杂的语义,这对我的逻辑思维能力,着实是个很好的训练。

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是对我相当重要的一本书,让我头脑中理想的乌托邦具体化,让我看到了生活在具体可信的情节中的书中主人公,也使我明白了什么是革命者。拉赫美托夫是《怎么办——新人的故事》里面的主要英雄,着墨不多,露面很少,是一个很隐蔽、很神秘的人物。他晚上睡钉板,白天穿干净的衬衫将背上的血迹遮掩起来。他既是学者,又运筹帷幄指挥革命运动。拉赫美托夫是当年青年理想主义者效法的楷模,对我来说,很长时间都起着榜样的作用。理想主义、自我要求和牺牲精神,是我在早年就为自己确定的做人的基调。

当时我也能读到一些现代散文名篇,像朱自清、闻一多、郁达夫等等,但最喜欢的是鲁迅,尤其他的《野草》是我钟爱的文字。鲁迅对朋友说过,他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野草》连同题辞一共24篇短文,文字隐晦,却露出了鲁迅灵魂的“真”与“深”,呈现了鲁迅生命的存在。所以鲁迅又说,并不希望青年人读他的《野草》,那是“为自己的”。我的心智大概从小就比较早熟,读到鲁迅的时候最喜欢《野草》。透过鲁迅混杂、模糊的文字意象,我强烈地感受到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甚至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黄金世界”里也可能有的黑暗……《野草》里的那种悲凉,我虽然感觉得到却说不清,因为当时的我正是鲁迅所谓“如我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过客》曾问:“前方是什么?”小女孩说“前面是花园”,小女孩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老人则回答说:“前面不过是坟。”显然老人的判断更接近真实。可是在确定了“前方是坟”以后,我们仍然有两种人生态度可以选择:老人认为既然前面注定了是坟墓,人的奋斗就没有了意义,这是现实的悲观主义者态度;过客明知道前面是坟墓,奋斗一定没有好结果,但是仍然要往前走,他觉得前面有一种“声音”一直在呼唤着自己,这声音其实就是内心的命令。过客的态度,是鲁迅自己的选择,后来也成了我一生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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