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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仃,未见遗容的道别

[作者:邹文]  [2012/1/16]
2月21日上午10点,张仃先生去世了。他生前每一场画展开幕,都婉拒花篮;到人生谢幕的这天,还是婉辞“瞻仰”。他曾对师母灰娃说,不喜欢看别人的遗体,也不喜欢别人看自己的遗体。不愿意一个人最不好看的定格形成难忘的印象。这是一个真正的美术家最职业的理想——他把完美,坚持到生命的尽头。

没有遗体告别,没有追悼会,春节的浮华与喧嚣,更让张仃的离去显得静悄悄。与疾病斗争的5个月间,他本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放弃,但他却要坚持过完春节,想是为了不扫大家的兴,趁一场节庆的高潮来到,人们的注意力转移,自己悄然退场。这是平民张仃草根品格的最后体现。但是,中国就这样不经意地又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儿子。

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舞台上,张仃绝对是一位主演——不是某一场的主演,而是全剧的主演。生于1917年的他,自幼习艺,以艺为生,投身进步事业,少年即被判入监三年半,以后跻身鲁迅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参加抗日漫画宣传队,发起创建左翼美术家联盟。1938年,张仃去了延安,为中国共产党带去一批急需的军用物资,那是他说服一位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官提供的。后经毛泽东亲笔推荐,周扬安排,张仃成为延安鲁艺最早一批的教员之一,也是最年轻的教员,亲聆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把美的理想带到了延安,从延安点燃,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事业、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加油添薪,助推中国美术事业日臻兴旺并呈燎原之势。

1945年,张仃参与续建了东北鲁艺,创办东北画报。1949年,他担任开国大典总设计师,参与国旗、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美术设计工作,亲手设计了政协会徽和以天安门为主体形象的国徽方案,参与了开国大典的彩车、旗标及天安门城楼灯笼的配置设计等。在1951年至1957年间,还曾以中国官方派出的最高专家代表身份,承担了德国、波兰、捷克、匈牙利、苏联、法国的世界博览会中国馆或中国宣传展的总设计,大受欢迎。有的场馆竟险些被主办国整体购藏,极好地推广了新中国的形象。50年代,他还受命参与创建了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作为两院专家领导,直接实践“中国画百日写生”、“民间艺术进课堂”、“装饰艺术学派化”及“中国艺术设计教育系统营建”等重要的美术教育体系奠基和深化改革。

1978年,深受“文革”迫害的张仃从蛰居的香山农舍复出,以喷薄的热情投身中国当代文化复兴,领导完成了首都机场壁画群和北京地铁壁画群。他晚年潜心中国画深度探索,取焦墨一技,开创出一大成熟而厚重的画风,并不遗余力地基于文化高度推崇黄宾虹、张光宇、毕加索等。每一个重要时期,都可得见张仃身在前台中心的不俗表现,听到他洪亮的台词。他的一生,是轰轰烈烈的一生。

习惯于轰轰烈烈的张仃,骨子里是一名战士,属于鲁迅一族。抗争已成为张仃的一种人格:自小不从封建思想的父命,青少年时投身抗击日寇的侵略,反抗旧政权的专制……当文化禁锢时,他勇敢地主张向希腊、意大利、墨西哥和法兰西艺术学习,博采世界先进文化,以哪吒的精神,通过配合思想解放运动的首都机场壁画,突破禁区,为改革开放鼓呼;当舶来文化强势,民族文化虚无观盛行时,他又致力于开掘传统艺术的富矿,沉浸到三山五岳的“朝圣”,以展示那些被忽视的价值。晚年,他还单骑出阵,发动了一场关乎中国画命运的“笔墨保卫战”。如此大风大雨、大进大出的张仃,想悄悄地离开我们,也许是他唯一失败的“设计”。

到了21世纪,张仃的阅历与资历,少有美术家可比,但在名利方面,张仃始终保持低调。悄悄谢幕,正是他在名利面前心如止水般安静的必然反映;但战士性格中的抗争基因,却令他的悄然退场不合逻辑,他像普希金、马奈、闻一多一样,应享受万人的送别,然而他却留遗嘱,要彻底归于平淡:这位曾经绚烂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化骄子,想让自己不受注意地长眠在京郊某处的平凡山坡。

我曾经在法国与瑞士边境的一座小城,看到一尊凿于山崖的负伤雄狮的浮雕。雄狮代表着一个伟大的灵魂,被世俗之箭与岁月之箭射伤倒地,它低垂着头,静默地等待死亡,战士的意志和英雄的气节却凛凛然挺立着。我被这英雄无奈的悲剧之美深深打动。而终于被世俗和时间射伤的张仃英雄,也有某种无奈。青少年时期,他想重建家园、改造中国,但很难很无奈。1938年在延安,他和肖军等人发现一处废弃的大房子,想到鲁迅曾把中国比喻为一个门窗破旧之屋,他们于是对这所大屋子加以翻新装修,创造了当时条件下十分理想的中国袖珍图景——作家俱乐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时常光顾。张仃改造不了中国,却成功改造了中国的一个象征物。

青少年时代的张仃,总可以将世事的无奈化解于积极进取的行为中。但随着年事渐高,他也发现有些无奈不能化解,如虚伪、庸俗、权欲、阴暗面、艺术在市场化中的失魂、民间美术的消弱、“大师”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自尊的放弃以及“美盲比文盲多”的社会危机现实等。最大的无奈是岁月的侵蚀。尽管张仃总有视死如归的沉着和彻悟,但一个转移战场到生死前线的战士,还是本能地要同命运一搏——早在8年前,张仃在天坛医院被确诊罹患脑瘤,医生预言如此严重的病患不做手术,维持不过一年。2005年,他又住了医院,却是因为肾的问题。医院很惊异那个强大的脑瘤,竟会被这位80岁的老人击退了,而眼前的肾病,通常对年轻人都是致命的,存活率极低。张仃出院凯旋,我曾多次陪他外出,每次他都很在意地先梳理一番头发、胡须,穿上他的对襟布衫,拿上他的手杖和烟斗,他英雄般的腰背永远挺直,一股豪迈、自信之气,会使他从人群中被轻易识别出来。然而,毕竟年老,他要随时上厕所。有次他内急难忍,只好在一间只有蹲坑的饭馆厕所里靠在我膝盖头上大解,并不得不让护理员擦拭。他那次显出失意和沮丧,如那只雄狮中箭负伤倒地,让人看见了它有些失败的一刻。他的这份歉疚,恰恰反映出一位90岁老人内心的不屈不服,说明他一直在同命运较着劲呢。然而命运很残酷很强势,日历不停地在提醒他的倒计时。他天天看鲁迅,精神依然顽强,身体却呈衰退,皮肤瘙痒到经常需要狠挠。终于,5个月前,他再度住进了医院,医生为了治病,剃去了他那招牌性的胡子。心电图起起伏伏、上上下下,成了他最后的运笔。夫人已兼揽助理、秘书、保姆、通讯员于一身,无微不至照顾他,但还是只能无奈地看着他生命的火光变成一缕烛光。张仃的血压几次降到危险重又升起,医护人员们被折服了,他们近距离地看到一颗战士的心,一位巨人的意志力。主治医生甚至惊叹于眼前发生的生命奇迹,一般人捱不过张仃十分之一的弥留时间。而近5个月来,不能同大家交谈的张仃,一定是在另一深处把抗敌的斗争,专注于同命运的最后一搏。

大年初五,他拉着夫人的手紧紧不放,家人预感这是诀别。终于,他无奈地离去,却让我更加尊敬,更加感到悲壮、宏伟的美。那条由他描画的心电图,以永远的直线,显示着张仃精神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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