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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赵振乾的书法创作

[来源:艺术中国]  [2013/8/5]
在河南书坛,赵振乾是出道甚早并在帖学方面得风气之先的人物。颇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在书坛具有重大影响的1981年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竞赛中,他在名家如林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荣获三等奖,如今已是赫然名家的王冬龄、陈振濂、曹宝麟、华人德等当时都参与了此次竞赛,这也很能说明这次展览的高规格。之后,赵振乾又连续膺获“1986年河南省行草书展二等奖”,1988年“河南省第二届中原书法大赛一等奖”,直至1989年荣获“全国第四届书法篆刻展览二等奖”,一举奠定了他在当代书坛的地位。

与许多河南书家始终受本土雄强中原书风传统影响不同,赵振乾的书法于南派帖学心有灵犀,从而在创作上对南派帖学颇具亲合,这可能源于他早年学习声乐所养成的对音乐韵律节奏的倾心,当然也与其文化审美心理上倾向于细腻感性体验有关。总之,赵振乾对南派帖学的倾力,使他成为河南书坛最早关注南派帖学并获得突出成就的书家。事实上,中原书风重碑传统并不与帖学相冲突。魏晋时期,王、谢、郄、庾四大书法世家中,谢氏、庾氏家族皆来自中原。晚明时期,被沙孟海称为帖学中兴之主的王铎也为河南孟津人,其帖学成就直逼唐宋,而凌躐时贤。论对帖学的深入研悟与创作成就实在黄道周、倪元路之上,可以说代表了明代帖学的最高成就。20世纪80年代书法复兴以来,由于中原帖学传统的断裂,加之受近现代碑学的影响,使得中原书法将创作的重心集中在碑学一脉。篆隶创作由此构成当代中原书风的核心,而于帖学则关注不够。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东瀛书法影响,王铎书风被重新认识与接受,并随之成为中原书风的重要一翼,但对于帖学的认识仍处于较为弱化的状态。当然,这种状况也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书坛普遍漠视帖学、推崇碑学乃至民间书法风气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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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说,赵振乾在帖学方面是个早熟的清醒者。不管出自何种原因,他对帖学的深入研悟与执着探索都使他走在了书坛很多书家的前头。就河南帖学创作而言,赵振乾无疑是个先行者。也正是因为他对帖学的热望与心仪,使他毅然于1987年进入南京艺术学院进修,师从黄惇、徐利明两先生。在南艺,他不仅全面接受了系统规范的书法专业训练与学习,同时也在二王帖学故地真切地体验到了帖学的生命兴味与博大精微。在南艺进修的经历对赵振乾的书法创作来说无疑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可以说,这使他在创作上完成了一种鱼龙化变,使他获得了一种从专业创作的高度审视把握自身创作的能力,从而与当时普遍存在的创作业余状态拉开了距离。在这之后短短两年间,他便一举荣获全国第四届书法篆刻展览二等奖便证明了这一点。

南艺书法进修的经历,对赵振乾的帖学创作而言,在于使他亲证亲历了南方帖学传统真脉,从而扩大与丰富了作为一个北方书家的审美视野与表现技巧,尤其是笔法。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风格主义流行而尚讳言笔法的时代,赵振乾则已经通过他对南方帖学的亲证,坚定地树立起尊奉笔法的信心,这对于一个北方书家来说,至少在当时的风气下是不易做到,因而难能可贵的。

毋庸置疑,赵振乾对帖学的认识与把握是深入三味的。他不仅能够自如地活用《书谱》风格进行创作,尤为卓荦的是,他还将米芾风格与《兰亭》笔法打通,在笔法风格上加以整合,笔法上纤毫毕现、姿致夭矫,这在写米一路上实为突破。他不求米芾的八面出锋,而是求笔法上的丝丝入扣,在保持米芾风格大格局下,求得二王笔法的融透。以此观照,许多写米者只是写形、画形而失却笔法上的深入精到表现。

在融合二王写米一路,赵振乾无疑写出了自家路数,也代表了他帖学创作上的成就。以1989年获第四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奖为标志,赵振乾在帖学创作上达到最高水平,同时他在帖学创作方面也开始进入反思与转型时期。这个时期沉积时间较长。心性平淡、勤于思考的赵振乾几乎是在退隐于书坛的状态中,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创作转型与探索思考,值得指出的是,这个转型探索也是伴随着他2002年后开始出任河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担负起河南大学书法本科、硕士生教育培养重任的过程中进行的。这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使他的创作观念视野更为开放,也更为宏观深入。他对书法的认识与理解已不单纯是仅仅立足一个书家的立场,而是以一个书法教育家的眼光,来全方位地观照认识书法,同时这也使他对自身创作的认识观照发生了观念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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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对自身帖学创作达到一个高度后谋求超越,也许是对自身创作反思之下的本土文化回归,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赵振乾开始试图走出帖学限阈,而回归找寻中原书风的雄强阳刚之美。在我对他的一次访谈中,赵振乾透露出此中的创作心迹。他觉得无法摆脱中原厚土这种本土文化审美意识对他的牵引与召唤,他内心有一种对阳刚雄强之美的渴望。当然,这中间也有矛盾、挣扎,将已臻成熟的帖学创作弃之不顾而回归中原书风究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还是相反?这是一种美与真的矛盾与对抗。他在帖学中发现了美,而在中原碑风中发现并找寻到真——表现生命真实的真,那么,这两者是不是完全不可调和,充满对抗的呢?两者难道不能统一起来以表达更高的生命实在与审美感性吗?回答是踌躇的,这似乎也是赵振乾在创作中试图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近10余年来,赵振乾主要致力于碑学风格创作,并颇有心得。他试图捕捉一种嘡嗒大气的摩崖之美,强化开张排奡、铺张扬厉之风,由此,他在创作中主要汲取了何绍基、康有为及北朝摩崖体势风格,与前期帖风大异其趣,从而表现出他新的创作理想追寻。一个具有问题意识与历史意识的书法家,他总会在创作中不断追寻生命的真实与价值存在,从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与价值追寻,以切近生命的真实。至于这种价值追寻是否与生命存在达成一致,答案只能在创作过程中寻找而不会存在现成的答案。

身兼河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之职的赵振乾,已经把自身创作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中。他对学生的要求是对书史的全面开放,在经典传统视野中建立个体的创作价值座标;而在人格修养上,则要树立起人文主义信念,一个书家不具有传统观念和人格修养就不能算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书法家。赵振乾在将这种由技入道的人文主义观念贯穿实施于书法教学中的同时,也反求诸己,从而极大提升了他的创作理想。也许对于赵振乾来说,求之于帖或求之于碑,抑或碑帖兼融还都只是一个创作策略问题,而将自身创作置于一个宏观的文化背景中,从而向一种文化境界不断提升,则无疑更具有一种理想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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