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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国画创作问题刍议

[2014/1/4]
改革开放的宽松社会环境给艺术领域的各种价值诉求提供了条件和机会,艺术家的探索热情和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激发。三十年来,包括山水、花鸟、人物三大分科的国画创作,一方面日益重视自身的美学规范和艺术规律,更加突显自身的文化品格和审美价值;一方面不断顺应社会和个体的审美需要,从现实生活和世界艺术经验中汲取推陈出新的资源和灵感,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进入新世纪,国家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加上市场经济热情惠顾,国画创作更为活跃和繁荣。因背负“传统”而曾经备受磨难的国画艺术,如今非但没有落入穷途末路,反而日渐壮大,成为主导当代中国艺术主流趋势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在随历史的步履不断为时光所磨砺,变得更加成熟和深刻。面对繁荣的局面,它会在喧嚣和浮华中看到妨害国画健康发展的种种问题。

三十年来,一往无前的效益追求和规模扩张将人们卷入到一个“速度化”的世界之中。快速的生活节奏和实用主义价值取向,使人们难以自持地陷入奔波、竞争的旋涡,以致难免为物所累、为利而竭。 “速度化”的躁动生存状态,对认知心理和感受能力造成普遍而严重的消极影响,人们因此少有驻足凝神的余地,也少有从容品味生活审美蕴涵的闲静之心。如此状态下,生活感知如浮光掠影一般肤浅,审美认识多流于鸡零狗碎的片段和瞬间。反映在国画创作上,画家多靠绘制过程的不断加速来平衡内心的焦躁,多用频繁变换的驳杂图像来弥补感受和认知的贫乏。国画创作成了所谓的“图像生产”,产出效率极高,画作数量巨大,面貌也显得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然而,这些“速度化”的作品,却少有让人回味和品度的美学深度和人格神采。一些想靠“窍门”“秘籍”或“捷径”迅速胜出的投机取巧者,每每借口“创新”或“探索”走歪门邪道,使画坛和画作上有太多光怪陆离的噱头、粗俗鄙陋的形相和畸形变态的发泄。

这三十年来,国画创作十分活跃,却也有很多画家被所谓的“现代观念”搞得神魂颠倒,以致流弊明显。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种弊端是,人们每以“审丑”标榜思想深刻或志趣超凡,刻意追求“丑化”的表现方式和画面形态,把人格扭曲的病态价值观和世界观奉为艺术观念的现代化。时风中,画家普遍不敢用朴实、清纯的笔调表达自己真切的生活体验和审美趣味,更不敢用端丽、热情的笔调扬厉社会的主流价值和审美理想,生怕因此被畸形的“现代观念”视作保守、平庸或媚俗。国画领域的这种“歪风邪气”,让一些具有优异审美感受力和高雅情趣的画家反倒不敢肯定自己的审美判断和生活感受,以致在自我怀疑中变得萎缩不前,造成艺术表现上的忸怩作态或装腔作势。实际上,那种竭力在画面细处制作绮丽视觉效果,而在大局方面则刻意以“丑态”悖逆社会审美习惯和规范的艺事作风,让我们看到一种分裂的或畸变的审美人格。

这三十年来,国画领域的复杂问题也特别地交汇于“笔墨”。众所周知,在国画发展的传统格局中,笔墨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国画自产生以来便持续地进行着以法式为主的绘画语汇的构建和演绎,观照世界的专注性也呈现由“外观”向“内视”偏重的变化趋势。缘艺术本体和审美自律展开的这种纵深化发展,使国画的价值取向由“存形”逐渐转向“写意”,日益强调画者对“山水”“花鸟”等文化空间的认识和感受,日益突出画者体认世界的意念、意趣或意向以及社会个性。就绘画形态而言,涉及艺术认识和作风的这种纵深化发展,是通过绘画语言的纯化实现的,即是通过程式化的形色关系把握和基本语汇组合实现的。国画的程式化过程,具体表现为关于“形”与“色”的认识不断转化为画法上相对稳定的“笔”与“墨”,并终究以“笔”与“墨”的交融形成相对稳定的笔墨程式。笔墨作为中华文化的艺术语言体系,它不断纯化的演进脉络在国画各科的发展历史中有着完整、清晰的展示,而且它的文化特征和审美价值也在国画的本体构成方面得到相对集中、纯粹的体现。

在现代化的高速推进中,国画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的传统格局受到了冲击。这种冲击在“笔墨束缚论”所鼓动的疏离文脉、反叛传统的所谓“创新”或“突破”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和强烈,其破坏力缘抛弃笔墨而涉及国画的本质方面。有目共睹,受“现代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个人主义地理解艺术本体和审美自律,把以社会共识为基础的笔墨程式视为可恶的禁锢,把个性化追求看作不顾社会规则、艺术规律和自身特点的“自我表现”。在“笔墨束缚论”的误导下,当代国画创作往往把一些反规范的“涂鸦”或机巧的“杂耍”奉为艺术创新或语言突破,用“胡作非为”或 “胡言乱语”取代中国绘画语汇和法度。这些自以为是的“创新”或“突破”,背离了有笔有墨、笔精墨妙、笔墨交融等一系列关系国画本体和自律的讲究,很大程度地干扰了当代画坛的思想认识,也削弱了国画的独特审美品质和文化个性。

在改革开放的宽松社会环境中,国画领域的各种探索和实验得以施展。这是一笔珍贵的财富,它为今天正确地认识国画发展问题提供了可资甄别优劣的现实文本和开阔视野。因为有了针对各种可能性的实际摸索,我们今天也才有可能在可能性方面提出这样一种认识,即只有端正笔墨,国画才真正有可能健康发展。

所谓“端正笔墨”,就是要端正笔墨认识。笔墨是包含材料、手段、技巧和法度在内的画法,但又不仅仅是画法。它还是反映中华民族感觉模式和文化认识的体系化的艺术语言和文化中国人的一种言说方式,其中凝结着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社会共识,并在不断演进、完善的程式化过程中构成社会交往和个性表达的公共语汇。在自然、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笔墨程式体现了中国人对这种关系的规律性的把握,并以相对稳定的法度形式承传着作为文化成果的规律性认识。因此,介入笔墨程式的绘画活动不仅关联着个体人格,还关联着文化共识、社会准则和审美习惯。通过遵循笔墨程式的审美实践,个人与社会、过去与为来、现实与理想、自由与限制、创造与守成诸因素呈现辨证的联系。黄宾虹指出:“国画民族性,非笔墨之中无所见。”面对消解文化差异性的“全球化”冲击,端正笔墨认识,守护并合规律地构建笔墨程式,还关系着民族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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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端正笔墨”,就是要端正笔墨作风。笔墨是画家走向文化自觉,进入中华审美殿堂,获得深度艺术价值的必由之路。把握笔墨意味着艰苦的技艺磨练,意味着虔诚的问学修持。从遵循规范到超越法度的笔墨把握过程,是由苦而乐、由野而文、由躁而静的文化人格的实现过程,不可假“创新”之名回避笔墨施加的社会化制约。把握笔墨,要有端端正正的治学态度和实践态度。由正确认识“形”与“色”,进而转化为画法上相对稳定的“笔”与“墨”,再到融“笔”“墨”于一体的稳定风格的形成,是端正笔墨作风的一般过程,也是笔墨作风端正的一般表现。视笔墨程式为禁锢,把个人化当个性化,放纵于自以为是的“涂鸦”和“杂耍”,都是笔墨作风不端正的表现。

所谓“端正笔墨”,就是要端正笔墨品评。笔墨是体现民族文化立场及审美理想的法度和准则,所包含的人文和艺术讲究具有作为中华文化形态的自足性和系统性,非套取西方艺术批评理论所能阐发。古代画家关于“书画同源”性质的认识;关于用笔“三病”、“四势”、“五忌”、“六要”的总结;关于墨色“清”、“润”、“沉”、“和”的讲求;关于运笔布墨之“性”、“趣”、“势”、“气”的提示……都显示了笔墨作为国画语言的独特性。笔墨是关系一幅国画作品高低成败的关键,端正笔墨品评就是要对国画提出切合国画规律和语言特性的评价、品鉴要求,重视并强调由笔墨功夫中透出的审美特质和文化精神。端正的笔墨品评所揭示所领悟的文心奥妙,是将绘画欣赏视觉化的西方审美眼光所不能参透的。

“有笔有墨谓之画”,这是国画的一种文化自觉。今天,在全球文化激烈震荡的格局中,针对消解文化差异性的“全球化”冲击,国画的文化自觉和文脉延续实在关系着中华民族诉诸艺术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生存。正本清源,循自身规律向前推进,不仅涉及国画艺术对社会实践的介入,更涉及到我们在艺术创造领域的独立地位以及当代贡献。为此,在国家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战略高度上正确把握作为民族文化表率的国画艺术,已成为当代国画发展实践的一个重大前沿课题。而要使当代国画创作达到文化自觉,缘自身文脉继续发展,一个无法回避的工作基础就是由尊重传统到深入研究、正确认识传统,揭示和领悟“笔墨”中所蕴涵的思想和方法意义。当代国画创作如何沿重笔墨和笔墨功夫的路向继续推进,当有许多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值得高度认真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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