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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善本以稀为贵

[来源:深圳晚报]  [2013/5/2]
[img]uploadpic/20135/2013050248933285.jpg[/img]鉴定古籍善本方面沈津是行家里手。

深圳晚报记者 崔华林

提起沈津,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但在当代版本目录学界里,他堪称“国宝级人物”。沈津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曾在上海图书馆任职近30年,师从顾廷龙研习目录版本之学,后又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近20年。他经眼的善本超过两万种,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评论沈津道:“环顾海内外中文古籍界,能出其右者难以寻觅。”

沈津时常自称“蠹鱼”,在博客上的网名叫“书丛老蠹鱼”,出自张元济的诗“我是书丛老蠹鱼”。他著述数十本,几乎每本书皆与书相关,且含有“书”字,比如《书城挹翠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翁方纲年谱》、《顾廷龙年谱》、《书韵悠悠一脉香》、《老蠹鱼读书随笔》和《书丛老蠹鱼》等。

4月19日,记者在深圳图书馆见到了这位传闻中的“蠹鱼”,只见沈津穿着格子衬衫、背着双肩包,神采奕奕,看上去完全不像一位68岁老人。他和夫人及两名学生甫一到达地点,就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直奔六楼的图书馆专用古籍书库。还没等走进去,一股独属于古籍室的味道远远就飘散开,夹杂着用来防潮防虫的樟脑丸气味。

据深圳市图书馆副馆长张岩介绍,图书馆现有古籍300种、3000册,其中善本古籍约有300册,抄本居多,均为1989年由知名中医教授张太无老先生捐赠。在浏览了书库的主要书籍字画后,沈津点评,馆藏的果亲王点定抄本《唐宋元文约选》“非常好,很难得”,“书的记载和装帧都很漂亮,用的纸张和线也很不一样,一看就知道不是寻常百姓家的东西”,并建议工作人员可以为该书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但至于该书是否是孤本,沈津表示还需要做更细致的筛查。对于曾有争议的该书抄写地点,沈津认为,目前来看并没有确切印章或文字表明具体地点,所以无法完全断定,他强调支撑古书研究的结论都得有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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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过程中,沈津还对其余古籍善本进行鉴定,传授了不少关于古籍的经验:翻看古籍书不一定非要戴手套,正常的翻看并不会对书造成伤害;古籍还要经常翻,这比放樟脑丸保护防止蠹虫效果要好得多;生了虫子的古籍最好挑出来另外放,因为“古籍也有传染病”,生虫的古籍会侵蚀那些完好的部分等。

善本不以时间为线,以稀为贵

深圳晚报:现在划分善本的时间是怎样?

沈津:现在一般是按照清代乾隆60年前,但是也不能完全按照时间线一刀切。比如太平天国时期的出版物,国内现在留存的不到10本,其余的大都被传教士带去国外,所以基本都算是善本,还有延安时期的出版物流传到现在的也很少,因而也很珍贵。总的来说,善本的标准还是按照“以稀为贵,难得、珍贵的图书,并非完全按照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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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晚报:版本判断的主要依据有哪些?

沈津:主要还是看两点,字体和纸张。另外,图书的装帧、印章用来辅助。但这个还是没有捷径,还是多看多记。

深圳晚报:您非常幸运,在海外接触到大量古籍善本。

沈津:确实,在海外图书馆看古籍很“享受”。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我看到了大量1949年以前的图书,尤其是元、明、清朝的善本和大量近代书。大约是民国初年,有很多古籍被人从大陆陆续运到美国,除了燕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耶鲁、哥伦比亚等很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也藏量可观。并且海外古籍的质量也很好,有很多收藏都是内地没有的,加上有西方学者用西文写作的研究中国的学术著述,从而得以看到西方视界里的中国。

很多访问学者到了这些图书馆,就像是“小老鼠进了大米仓”,使劲汲取知识。除了做研究看书,成本也便宜很多,最重要的是大大开阔了收藏古籍的眼界。比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很多大学教授到了台湾,在那边做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图书和杂志上,这些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都看不到,后来我在燕京图书馆里居然看到了。还有,内地以前没有版本学杂志时,台湾中央图书馆的馆刊也给版本学研究者提供了参考。

做“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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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晚报:您回国后,很多图书馆都给您抛出橄榄枝,但您后来选择了中山大学图书馆,这两年您在那里都做了些什么呢?

沈津:当年我选择中山大学图书馆,主要是那里收藏的古籍善本基础就很好。除了数量上可以名列全国前五,还很有自己的特色,加上馆长程焕文思考前瞻、思维活跃,一直在为推动图书馆前进,增强馆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就有意加入。另外,图书馆还有个古籍修复基地,是国家文物保护项目。

这两年,我在中大除了与外国图书馆合作,修复西文古籍,另外就是做善本书目,希望做一本可以体现中大馆藏资源的书目,虽说是“无错不成书”,不过我在工作中还是尽量避免出错。工作中,我一方面自己也还在坚持学习,另一方面也是把我自己多年在版本学的工作实践告诉给同事。比如有一次,有个同事拿到一本书,说这本书无序无跋,怎么整理?我拿过来一看,就立即断定这本书肯定不是在大陆东部地区,根据图书采用的皮纸判断应该出自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后来看到书中有一个图章很有意思,写的有“刻、印、篆”,就大致可以推断出这本书应该是一家刻字店,并且是刻字、印刷一条龙的,这个图章就是小书店推销自己的办法。

我还在做一件事,就是给图书馆里日本、韩国、越南出版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著述写提要、善本书志。这些书的数量不小,写三四千种书的提要跟写一两篇又不一样,得有一定的模式,我一般就是先让学生写一篇,再通过实践训练,同时借鉴前人著作经验,让学生写作慢慢积少成多,也算是培养人才吧。总之,一直坚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民间收藏家是一股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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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晚报:国外的馆藏和内地的古籍善本收藏情况又不太一样,内地民间有不少搞收藏的。

沈津:国内有很多一流的收藏家,比如韦力。还有励双杰,他是浙江慈溪人,收藏家谱,收了1800多种,是中国收藏家谱最多的一个。收藏印谱的林章松也是奇人,收了1800多部,很多都是元明清的,大概称得上是华人世界里印谱收藏最厉害的了,但他很低调,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他,所以说民间收藏是一股势力。他们对于藏书大都是“只进不出”,也在不断向前进,为传统文化做研究,贡献力量。现在,民间收藏的数量可能占不到5%,其余95%以上都在图书馆收藏,但是这5%的收藏也不能小看,有很多是国家没有的,很多是孤本,特别了不起。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历灾难、战争、政治运动中保存下来,实在很难得。

深圳晚报:那您接下来还有什么打算?

沈津:我打算写一本《新书林清话》。《书林清话》这本书很好,是文献学、目录学必看书目,作者学问也很好,但都引的是各家的藏书志,所以现在也有个问题,一些文献学、版本学上的很多观点都是千人一面,很少人有实物研究。比方很多人说宋代书籍装帧都是蝴蝶装,但我就有个疑问,说这话的人有亲眼看过宋本书么,看了多少呢,内阁大库、国史院的蝴蝶装都属于内府,但除了官刻,还有大量仿刻和私刻,很多仿刻本都不是使用蝴蝶装帧。所以我做研究,一定要亲眼看到第一手材料,比如研究明代书籍价钱,我一定要看到有书价的印才行。因为版本学、文献学永远研究不完,写别人没写过的,才有意思。

深圳晚报:但现在的人根本没有条件看到实物啊。

沈津:确实是,古籍版本再不做,就来不及了。图书馆现在有个现状:青黄不接。一方面是很多拍卖行顶替了旧书店,很多普通人根本没有条件接触到大量古籍,这种情况下私人能出人才就很了不起。过去,很多杂物店小老板后来养成大本事,成了大专家,就是看得多,练就了本领,做这一行没有捷径,还是要看多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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