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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致阳:台湾同胞的北漂记

[来源:艺术中国]  [2013/12/18]
[img]uploadpic/201312/2013121820762145.jpg[/img]黄致阳

我们的车行过798,经过草场地,路过崔各庄,再向北京顺义方向行进半小时,在一片采摘园和一个观赏虎实用鳄的养殖基地边,终于抵达了黄致阳的工作室。随行的同事说:在城里,觉得798很远。但是今天觉得798相较于这里而言,那是绝对的城市中心。黄致阳是台湾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浅浅的海峡给两岸区别出了太多不同。当谈及工作室的时候,我深切的感觉到:只有面对拆迁,这个国度是不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

黄致阳搞的是当代艺术,作品涉及各种题材,运用着不同的材质。对于这个世界,他也是一个旅者。一个行业注定有一个适合发展的地方,二十世纪开始很多艺术家跑到美国去,二战结束后这个自由的国度吸收了世界最优秀的艺术人才,不过“911”后的美国不再是世界发展的引擎。十几年前黄致阳转战纽约、德国,视图在“浅碟式”发展的台湾之外寻找一个经济上升,又充满矛盾激情混乱的地方。于是2006年,他来到了北京。

那年5月,黄致阳一下飞机,他就爱上了这里的气氛:“台北是个盆地湿搭搭、灰蒙蒙的,比较安逸,但是里面文化很精致的,人和人之间是有温度的。而在北京仿佛能看到牛鬼蛇神,感觉每个人都是精英但是每个人都很凶悍。”

当时他考虑过798、环铁艺术区,不过“环铁艺术区租金那么贵,对我们刚来的艺术家来讲,筹措一点资金不容易。”黄致阳没有带家人来北京,一个人开始享受“北漂”的刺激。

“二房东”给了他最温暖的冬天
艺术中国[http://www.artx.cn]
黄致阳当年那个位于金盏乡的厂房工作室,有900多平米。8年前的五环外,打出租车都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黑车师傅小张带着他在各个艺术区考察。沿途他看到城乡结合部的垃圾堆在燃烧,看到各个地方在拆迁、在盖新房。路过金盏乡一个在装修的厂房,就走进去看,一个开阔的,在纽约、台湾、柏林都看不到的硕大空间让他震惊。当即定下来,就是这儿了,铺地板,搞装修,装锅炉,一个没生过火的亚热带人,开始学习去适应北方的供暖。

装锅炉房的时候包工头信誓旦旦的承诺“包您满意”。但是当看到破木板沾着狗屎搭建的锅炉房屋顶的时候,他感到了被宰割羔羊的绝望,“交了钱,一切就由不得你了。”不熟悉中国国情的黄致阳很怀念发达国家条文清晰的租赁合同,水电费,租金递增费用,承租方作为弱势群体受到很完善的法律保障。

2008年金盏乡来了位“一揽子”的二房东,为艺术家处理工作室的所有杂事。又盖了很多厂房式的工作室,给老住户开始买暖风机实行“集体供暖”。尽管还是要交给二房东不少的费用,但是黄致阳至少可以安心创作了,“这些年来,2008年是我度过的最享受、最温暖的冬天。”那年他也没有为煤块中掺杂的石头块儿烦恼,也许理解一个国家,他需要更多的时间。

第二个“二十年”

金盏乡的租赁合同上他清楚的记得租赁期限是——20年,不过2009年,也就是他入住的第三年夏天,听说,这里要拆迁了。夏天传出来的消息,而后又没了动静。10月末的一天,北京进入初冬,没有通知,突然断水断电。

那时黄致阳即将举办一个新的展览,工作室的地上铺满了未完成的作品,无论什么情况发生他也必须先要把作品画完。于是黄致阳在0摄氏度的空间里,画了两个星期,终于把剩下的作品全部完成。“好在还有供暖,我的身边有个暖炉,把手烤热了就赶快画一下。”

2010年,黄致阳找到了现在这个位于顺义东六环的新工作室,这里原来是个纺织厂,堆积了很多机械零件,迅速的发现了这里,毫不犹豫的交了定金,黄致阳签订了新的租赁合同。这一次白纸黑字——依旧是20年。里面详细的条款里有这样的规定:大致是如果遇到不可抗力,必须无条件的搬走,没有任何补偿。而政府征地和拆迁,显然就是这种不可抗拒吧。

这次装修黄致阳花费了六十万,他的工作室南面原来还有个小院子,里面有二十几颗柿子树,几棵漂亮的大槐树和杨树,他在树下建了个狗舍,养了只藏獒。以为可以过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去年房东把合同里规定的小院无条件收走了,盖上了新的厂房,没多久就住满了新房客。黄致阳热情的又充满感伤的给我们看手机里漂亮的柿子照片,“好在去年柿子树砍掉前,我把能摘的柿子都摘下来吃了。”

装修遇上“看病难”

今年是黄致阳在这个工作室的第三年,和其他艺术家闹腾的沸沸扬扬的拆迁风暴相比,他坦承自己是——幸福的。

“在这里遇到过什么问题吗”,我反问,没想到换来一个颇为心酸的故事。

“我很少生病,身体状态一直很好,但是就是拆迁搬家那一年我得了肺积水。”不用说,是又气又累。

搬到新工作室,黄致阳有大量的行李、作品,又没有地方住。事必亲躬的性格让他不得不盯着工程队的进展,他先隔出了生活区,要求工人做一个壁炉。给他们提供了壁纸,包工头又一口一个“没问题”,结果壁炉烧起来整个屋子全是烟。冷,冻到生病也要扛着,直到一个人扛不住了,他打了车去到医院,一检查——肺积水,要住院。

因为是台湾户籍,黄致阳要花费更多的看病费,折腾了半天还没有病床。后来他边咳嗽边给朋友打电话边打车又找了一家医院住了一个礼拜,“还不错,那里蛮温暖的,有供暖,早上还有送餐车。”

没有酒神也没有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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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主流艺术区,地理的距离让很多老朋友自然而然的就疏远了,他也很享受孤独的创作状态。

黄致阳不喜欢称自己是艺术家,因为“现在讲艺术家比商人还商人,所以我不大喜欢把自己讲成艺术家,因为我不大会做生意。在中国,艺术界和这个社会是一样的。艺术圈应该是比较清醒的,独立而具有批判性,作为一个谬斯或者癫狂酒神的代表。但是在这个社会里艺术和任何一个行业都一样,艺术家和政治人物、跟一般的市井小民商人争名逐利没有任何区别。”

和黄致阳有相同经历的台湾艺术家很多——自己安静的创作,却面临颠簸。黄致阳算运气好的,有的艺术家朋友扛不住,沮丧的离开了北京。用黄致阳的话来说“光着屁股走回家”。

他有一个老朋友,在行为艺术上坚持了很久,六十几岁了。比黄致阳来的早,卖掉了台湾一处不错的也是唯一的房产。1990年代,能够挣钱的艺术家一定是架上作品。所以那个做行为艺术朋友来北京在草场地待了两年,又跑到到宋庄待了两年,积蓄花光,水土不服一无所有的回家了。“很纯粹的艺术家没有办法在这里活着,我觉得我也蛮纯粹,只是说可能我的作品比较多元化,还可以混口饭吃。”

黄致阳今年就做了3个展览,他说不这样辛苦做就没法维持生计,只能不断的累积累积。面临着许多不公,行动派的黄致阳做的只是尽快找工作室,不和人发生争端。“年轻时我在台湾也是搞学生运动、社会运动的。但是来到这边就算了,我是搞艺术搞创作,不是跟这边做抗争的。”

由于和村民先前有不愉快的交涉经历,黄致阳没有和周边的人太多的来往,如果说有,大概就是隔年会接到所属辖区的的警官的电话:“台胞证快到期了,你快来办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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