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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家具研究相关状况及思考

[2015/6/4]
时间:2015-6-3 16:18:27  信息来源:古典工艺家具

现在的学术界也好,收藏家也罢,对明清家具的审美并未完全契合古人精神,并未完全理解到这些绝世经典的优雅与从容,“大”与“美”。

对中国古典家具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说明某件家具年代、材质、样式、工艺、纹饰装饰等具体描述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基于古斯塔夫·艾克、王世襄和陈增弼三位学者的学术贡献,以及科学而完整的学科体系、考古材料,家具的清晰断代和分期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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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家具研究的三个里程碑式学者

对中国古典家具的研究,笔者以为有三位学者的贡献具有里程碑性质,他们是古斯塔夫·艾克、王世襄和陈增弼。这三位学者分别从不同学术角度将家具研究推向深入。艾克主要以结构入手,王世襄主要从工、艺去总结,陈增弼则更多借助考古材料。

古斯塔夫·艾克

艾克对明清家具研究的学术轨迹相当清晰。他有深厚的西方美术史功底,1923年来华后研究中国建筑,是营造学社成员,进而研究中国青铜器,最后终于在中国家具研究上成为一代大师。

1926年10月至11月,时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艾克与厦大国学研究院教授陈万里、张星等一同到泉州考察文物古迹。对于这次考察,陈万里撰写了《泉州第一次游记》,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1927年刊出,张星撰写了《泉州访古记》,发表于《史学与地学》1928年第4期,而艾克则于1935年,结合他对泉州双塔的陆续考察,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了与戴密微合著的《刺桐双塔》,这是艾克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成果,书的副题为“中国晚近佛教雕刻之研究”。本书列为“哈佛—燕京研究院专著系列”第2卷,此时艾克已任北平辅仁大学教授,戴密微时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教授。

戴密微(1894~1974年),生于瑞士罗桑,汉学师事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皖。沙皖曾研究刺桐双塔的雕刻,并写有注解。1925~1927年戴密微与艾克在厦门大学任哲学教授,曾相率来泉州考察东西塔的建筑、雕刻。庄为玑先生在《泉州东西塔的历史研究》(《泉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62年9月)一文给予《刺桐双塔》很高评价:“解放前德国人艾克和法国人戴密微合著《刺桐双塔》,详述刺桐历史与建筑雕刻,附图详尽,琳琅满目。30年来,独步书林,国人所作,尚未有超越这部书的。” 对中国建筑研究所运用的方法和取得的成果,为艾克研究中国家具做了非常扎实的学术铺垫。

1939年,艾克在北京出版他的青铜器研究著作《陶德曼所藏早期中国青铜器》即《使华访古录》,对青铜器的研究直接确立了艾克对家具研究所采用的学术方法。

1944年《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在北平出版,艾克利用他的建筑学研究功底对明清家具进行了实测并绘图,第一次科学解构了明清家具结构的魅力,在书中,他又运用对青铜器的结构学研究,为明清家具追本溯源,通过所收藏的著名青铜禁及一件商代青铜俎的结构分析,归纳出青铜器的“箱型结构”与“板式结构”,进而关联到对明清家具进行结构分类。艾克把科学的测量方法及逻辑严密的结构分析引入家具研究,是他最杰出的贡献。

王世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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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明式家具珍赏》及1989年《明式家具研究》的出版,是王世襄先生对中国明清家具研究的不朽贡献,影响深远。

王世襄先生以中国文人的眼界和学识,从历史、文献、艺术、民俗等各方面背景知识入手,对明清家具实物进行了系统研究,建立了“工”与“艺”的学术体系。他探索木工技法,全面分析绘制了家具精准细密的榫卯结构,同时,以严谨科学的方法,整理了匠师口语中的名词、术语,建立标准规格,准确地表述传统家具的榫卯体系与家具类型分类体系。他以《明式家具的品与病》,把中国文人的审美观用于家具鉴赏与品评,使中国明清家具得以脱离传统美学体系里对工匠的轻视而上升到“艺”的境界,使以实用为主的“中国明清家具”成为以鉴赏为主的“中国明清家具艺术”。王世襄先生总结开拓出了一个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土的、系统的、全新的家具研究学术领域。

正是基于王世襄先生的学术贡献,中国明清家具才能逐渐受到国有博物馆体系的重视,才会从旧货变成文物,才会从“中国历史博物馆办字编号”变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文物编号”。

2013年,“大美木艺——明清家具珍品展”展览以“大美木艺” 四个字来命名,其“美”、“艺”的定位竟与王世襄先生所致力的学术主张不谋而合。

陈增弼

陈增弼先生是艾克助手杨耀先生的学生,他意识到考古材料对家具研究的重要性。在艾克、王世襄先生学术路径之外,陈增弼先生十分敏锐地考古材料入手,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笔者因工作关系与陈增弼先生多有接触,陈先生曾亲口向笔者谈及其从考古材料入手研究家具的学术思路,只可惜天妒英才,先生过早离去。近闻先生公子陈风正致力编就先生遗稿,期待早日成书,得以瞻仰先生学术全貌。兹梳理先生研究成果如下,领略其治学门径。

《漫谈屏风》,《文物》1979年11月;

《明式家具功能与造型》,《文物》198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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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式家具类型与特征》,《家具》1982年、1983年;

《太师椅考》,《文物》1983年8月;

《艾克与明式家具》,《建筑学报》1992(3)-58-60;

《古代的椅和凳》,《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3期;

方法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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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辈专家们的学术成就基础上,拓展研究方法,对推动古代家具的学术研究水平提高十分重要。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索在历史学、考古学长足进步的今天,单纯的文字著录、文献考订和简单的器物排比无疑是有缺陷的,我们不能满足于现象的罗列,还应当试图去解释现象,因此,必须吸收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并进行方法论研究。我们必须走出思维定势,开拓视野,那种仅仅停留在说明某件家具年代、材质、样式、工艺、纹饰装饰等具体描述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家具的清晰断代和分期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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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代家具的研究,首先应该建立起科学而完整的学科体系。这不仅包括对家具本体的研究,如榫卯结构、雕刻技法、装饰图案、用材材料等,还要系统研究家具的装饰工艺,如髹漆、镶嵌、金属、编织、线脚工艺等,进而还应推进到更宏观、更广泛的古代物质文化体系的背景中去研究。

其次,对考古材料的重视,是家具研究走向纵深学术体系的必经环节。中国家具由席地坐发展到垂足坐,至明代成为艺术经典,其形制、功用有清晰的发展逻辑,这种轨迹在考古成果中有着十分丰富的材料呈现。如战国信阳长台关楚墓、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与其妻姬辰的合葬墓、白沙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墓葬等等,不胜枚举,这些材料十分丰富,是研究中国家具发展演变的珍贵资料。除此之外,对明代家具的分期研究,重要的明代墓葬如山东明鲁王朱檀墓、上海明代李氏墓、严贞度家族墓、潘允徴家族墓、科贝特公司墓等丰富的明代家具实物模型的出土,对研究明代家具的形制演变与分期有极重要的作用。

最后,还要重视文献资料研究和使用,如宋《营造法式》、明《髹饰录》、《鲁班经匠家镜》、清《匠作则例》等专书,以及元、明极其丰富的版画、绘画等形象资料的排比,对家具研究均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证作用。

审美与品评

审美格调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学术价值判断。王世襄先生以“明式家具的品与病”把家具审美的重要性提高到学术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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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众多的文学家、戏曲家、诗人、画家、收藏家、鉴赏家等,著有大量有关家具的论著,从曹昭的《格古要论》、文震亨《长物志》、高濂《遵生八笺》到屠隆《考盘余事》、《游具雅编》、谷应泰《博物要览》以及王圻、王思义的《三才图绘》、戈汕《蝶几图》等等。以上这些有关家具论著,不是着眼于研究家具的尺寸和形制,而是着眼于探讨家具的风格与审美,这与《鲁班经》的立足点迥然不同。所以,明式家具从生产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审美品评的推动而发展。正因为如此,明式家具才能以结构科学、比例适度,装饰精美、手法多样,造型简练、榫卯精密的特点和超凡脱俗的人文气质而成为绝世经典。它融合了中国传统文人士族优雅的审美情趣和工匠的精湛技艺,是“技”与“艺”的完美统一。

坦率地讲,现在的学术界也好,收藏家也罢,对明清家具的审美并未完全契合古人精神,并未完全理解到这些绝世经典的优雅与从容,“大”与“美”。很多人沉醉于材料的贵重,雕工的繁复无度,殊不知这才是一种病态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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