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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派的教育思想

[作者:郑师渠]  [2007/7/25]
学衡派不仅多是归国留学生和在中国南北著名高等学府任教的名教授,而且多出任系主任、院校长等职,担任学校行政管理的工作,故其对于中国的教育问题,多所思考,不乏真知灼见。本文拟集中探讨学衡派的教育思想,以求正于方家。

一、“教育之目的,在造出真正之人”

欧战之后,西方学者痛定思痛,其反省也触及到了教育理念的问题。近代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日益注重追求物质利益,教育的价值取向也愈益趋于功利主义,学校重职业知识和谋生技能的传授,培养专门人才,却忽略了完全人格的造就。欧战后一些西方学者呼吁,要变革现代教育制度,恢复教育传统,即古典教育所奉行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和博雅教育的理想精神。并希望通过此途径来解决社会面临的危机。与此相应,中国教育界也在反省本国的教育宗旨,并引起了争论。故20世纪20、30年代,正是中国教育思想异彩纷呈,空前活跃的时期。

作为新人文主义者,学衡派对于中西方教育思潮的变动自然十分关注。陆懋德于1920年即翻译出版了巴德雷的《战后教育论》。1921年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应美国东部中国学生会的邀请,到会作了题为“中西人文教育谈”的讲演。他在讲演中批评西方教育忽视人文教育,高度评价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教育重视道德观念的精神。白璧德的讲演原刊于1921年《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第17卷第2期,1922年胡先骕即将之译载于当年刚刚创刊的《学衡》第3期上。吴宓且为译文加了长篇的按语。紧接着,胡先骕复于《学衡》第4期发表《说今日教育之危机》一文,开始反省中国教育,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接连撰文探讨教育问题,成为学衡派中思考中国教育改革最具系统思想的人。与此同时,刘伯明等人也撰文对近代西方教育思潮的变动作了具体的历史考察。

教育的功能、目的究竟是什么?学衡派明确地提出了关乎教育理念的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即在于“造人”,或叫“教人做人”。刘伯明说:教育者当“了然教育之以造人为目的,非仅授与智识技能”。[1]向绍轩也说:“夫教育之目的,不外教人做人。”[2]胡稷咸讲得更明确:“教育之目的,在造出真正之人。”[3]在他们看来,人类的生活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多方面,所谓教育的目的在于“造人”、“教人做人”,说到底,就是要使受教育者适应这诸多方面生活的潜能都能得到均衡的发展,从而实现美满的人生。简言之,教育的功能又可归结为二:一是养成“治事治学之能力”,二是养成“修身之志趣与习惯”。二者并重,缺一不可。要使受教育者成为孔子所主张的“博学笃行”、“知行合一”,即德才兼备,人格健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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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与时代、阶级的差异,教育思想家们对于教育目的的认定,从来存在着分歧。从历史上看,人们的认识大致可分成两类。一是从社会的需要来认定教育目的,是为社会本位论。二是从个体发展来确定教育目的,是为个人本位论。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则需将个体的发展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范围内考察,从社会的需要和人的发展两方面来确定教育的目的。学衡派主张教育目的在于“造人”、“教人做人”,虽未达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境界,但无疑已超越了社会本位论与个人本位论,而注意到了兼顾社会与个人的发展。当然,学衡派更规范的提法是人格教育。在他们看来,人格的概念其内涵远较品德为广泛,除自信、判断能力、温良、持重等外,还当包括形骸体能方面的内容,实相当于人的诸多潜能全面均衡发展的意义。为实现人格教育,除智育不言自明外,学衡派突出强调了以下的几种教育:

(一)德育。其内涵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养成共和国民的人格。学衡派以为,中国虽号称民国,但名不符实,人多假公济私,全国一盘散沙。究其原因,端在普遍缺乏共和国民的人格。刘伯明撰有《共和国民之精神》一文,其中写道:“然教育中所涵储能,其足以培养共和精神者,尚未尽量利用,苟充其量而用之,使今之学校,自小学以迄高等学校,凡其为教师者,俱有彻底之自觉,了然于教育之以造人为目的,非仅授与智识与技能,则人性中之储能,可以变更,俾适应共和之制。”[1]这就是说,教育的目的,说到底,就是要培养具有共和精神、道德高尚的新国民。二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学衡派强调,学生在校期间应当掌握一种将来谋生的本领和技能,这是对的;但是,教育家的责任至此远未完成,他们还必须教育学生懂得,人非机器,除了掌握谋生的本领与技能之外,还应当有更高的追求,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生养成忧国忧民之心,崇高的爱国情操:“纯洁无上的爱国心”。张其昀深情地写道:“学之外,还有生;书本之外,还有我可爱的祖国;笔砚之外,还有我四万万之同胞。”[4]

值得注意的是,学衡派强调学校的德育,尤其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必须高度重视历史与地理这两门课程的教学。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其论说更富有尖锐性。郑鹤声说,“历史教学之兴废,足以影响其民族及国家之存亡”。所以世界各国于其本国历史无不特别注重,以种种方式宣扬其光荣史迹,以激励国民爱国之情思。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内肆意篡改各级学校的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欲使青年学生为其顺民而不觉,用意之毒,实较其政治经济军事之侵略,“为害更烈”。这正从反面说明了历史教学的重要性。[5]与此同时,学衡派也强调爱国教育离不开地理教育。他们认为,当今的世界已成一体,不具备地理知识固不足为良善的公民,而于本国地理茫然无知,又如何能知其国家可爱,更何有而救其国家?胡焕庸特别指出,日人在占领东三省后,复派大量人员进入内地考察,甚至不惜长途跋涉,深入穷乡僻壤,其目的无非是为异日扩大侵略中国作准备。相较之下,国人多于本国的地理教育漠然置之,以为无关痛痒,岂非咄咄怪事!他写道:“今国难诚亟矣,我国民如尚有爱国救国之真忱者,其惟一实行之法,当自研究本国地理始,当自提倡地理教育始。”[6]应当说,学衡派强调历史地理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在商潮滚滚,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学校的历史地理教育又一次面临着严重的冲击,因之他们的此一见解无疑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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