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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教育思想解读:知行合一、各得其心

[2007/7/25]
编者按: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子。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思想有和教育家。王守仁继承了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和“心即理”的学术思想,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提出了“知行合一并进”的观点。以知为行,知而必行,行而后知,其中蕴含着许多有价值的认识和道德修养思想成分。他又明确地宣称平生讲学,专在“致良知”三字。他以“良知”为人人具有的“良知自知”,是“有教无类”的理论依据。从“致良知”的中心思想出发,主张教学重在引导学者“各得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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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等学说作为反对朱学的精神武器,批评理学“外心以求理”,同时猛烈抨击朱熹以及当时学者那种“循章摘句”、“支离决裂”的恶劣风气,明确破除当时的迷信,独树一帜,另立体系,是时代的勇者。他所倡导的、所身体力行的,就是一条以内圣带动外王的路线,其中包含了一种道德和形而上学的复兴的要求,以及对宋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潮流的一种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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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原文]

来书云: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为学者吃紧立教,俾务躬行则可。若真谓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闇而不达之处,抑岂圣门知行并进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笃实处。既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先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云“知茛乃食”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加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先其本心者也:

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既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訚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斫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节选自《王阳明全集·传习录》)

[释读]

来信说:“‘真正认识到了就可因此而称其为行动,没有行动就不能称其为真正认识。这是学者要切实明确的教育观点,定为亲身实践才行’。假若把行真的当做知的话,恐怕人们会专注于对本心的探求,因此而失却了事物之理,肯定会有模糊认识和不能通达的地方,这哪能成为圣门知行并进的传统?”

认识达到了真切笃实的程度,便是行动;行动到了明确的感悟和精微察知的程度,便是知。在实践中,知与行本来就是不分离的。只是因为后来撑者把知与行截然分开,分别下工夫,背离了知与行的本义,因而才有了“知行合一并进”的观点。“真正认识到了就可因此而称其为行动,没有行动就不能称其为真正认识”,就像是来信中所说的“知道了食物的味道才吃”那些话中的意思一样,前面已经简略地分析过了。这虽然是为了切实挽救失误才阐述的观点,然而,知与行的关系,本来就是这样的,并不是用我的意想使两者的次序有所改变,暂且创立了这么个观点,以求一时苟且。所谓“专注于本心的探求,因此而失却了事物之理”,这样讲大概已经失却本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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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之理不在自己的心外。到心外去探求事物之理,就没有事物之理了;舍弃事物之理而求理于自己的心,自己的心又有何物不能包容呢?心的本体,就是性。性就是理。所以,有孝敬父母的心,就有孝之理;没有孝敬父母的心,就没有孝之理。有忠君的心,就有忠之理;无忠君的心,就没有忠之理。理怎能在自己的心外呢?朱熹说“人之所以要学习一原因,在于心与理罢了。心虽为一身之主,实际上却管理着天下理;理虽然分散在万事万物之中,实际上上不外于一个人的心”,在这样的一分一合之间,已经难免会产生启发学者把心与理当做两回事的弊端。这是后来有人为什么会产生“专注于本心的探求,因此而失去了事物之理”忧虑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心就是理啊!到心外去探求事物之理,因而才会有模糊认识和无法通达的地方,这是告子“义在心外”的说教,是孟子批评告子不懂得义的缘由。心就是一切。从它整体上的同情忧惧来说,称做仁;从它处事合宜来说,称作义;从它处理的条理来说,称做理。仁不能到心外去探求,义不能到心外去探求,惟有理能到心外去探求吗?到心外去求探理,这是人们抒发在与行分离为二的原因;到自己的心中去探求理,这是圣人门下“知行合一”的观点,你何必怀疑呢?……

自《尚书》中提出“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知行思想后,“知”与“行”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在王阳明之前传统儒家知行观中,广义上“知”是人的心知的统称,“行”是人的行为的统称;狭义的“知”主要是指道德知觉,“行”主要指道德实践。两者的关系是分离的。最具影响力的是朱熹的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的知行观。

而王阳明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了“知行合一”的问题。在他看来,知行尽管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说,但不能“分为两截”去做,知不离行,行不离知,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理。因此他批评“外心以求理”的“知行二分”,主张“求理于吾心”的“知行合一”。

[原文]

先生曰:“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漫坏他了。”(节选自《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下·门人黄直录》)

[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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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说:“我们在致知上下工夫,只是随着各人所能达到的程度去做。今天的良知达到这么个程度,就随着今天的程度去扩充;明天的良知又有了新的开悟,便随着明天的程度去扩充,这样做才是精粹纯一的功夫。教他人学习,也必须随着各人所能达到的程度进行。好比是一棵树刚刚生出萌芽,只浇些水就够了,萌芽稍长,便多加些水。从拱把粗以至长到合抱,浇水时,都是随着树所能接受的程度而增加的。假若是些小萌芽,把一桶水尽情倒去,就把树浸死了。”

王守仁用“致良知”三字来概括自己一生的讲学活动。“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二卷》)。他肯定学习就是致良知,即挖掘和发挥潜能。如果自身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就可以成为圣人;如果发挥得不够完全,便是贤人;愚夫愚妇与不肖者虽然不能发挥他们的潜能,但是这种潜能并非不存在,只要充分地发挥出来,“即与圣人无异”。所以教导之法很重要。

而“随人分限所及”是其中的一条教学原则。在这里,人的“分限所及可以理解为人的接受能力的限度。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分限所及”是在逐步境长的;随着知识的积累,人的“分限所及”也是在逐步增长的。“随人分限所及”既有因材施教的意味,也有教育必须舌应人身心发展规律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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