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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教育思想

[2007/7/25]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生卒年代难以确知(约公元前468~前376)。据司马迁 《史记》 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从墨翟的生平事迹推断,他年寿相当长,大约是公元前第五世纪,即春秋战国之际的人物。他生于鲁国,能制造车辖,长于军事工程和守御,大概是工匠或舆人出身,时称他为“贱人”,他自己也不否认。至于是否作过大夫,迄今未有确证。

关于墨翟学术的师承问题,据《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孔丘所创的儒家兴于鲁,墨翟长期居鲁,曾入儒门,是有可能的。但他不满儒家烦琐扰人的“礼”和弦歌鼓舞的声乐,不同意儒家使人破财的厚葬和伤生害事的久丧,并反对儒家的命定说,从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他的大弟子禽滑□也曾受教于孔子的门人,后觉儒家的学说不意,方转入墨家。墨家的著述现存《墨子》一书共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

墨家学派不仅是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派别,而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其具体表现是,以“巨子”为首领,徒众的进退出处,都听命于他,不得违反。墨翟是第一代巨子,据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种为实现学派宗旨而义无返顾的精神,是墨派显著的特点。

儒墨两家在当时并称显学,两个学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但两派的阶级立场显然不同。孔丘旨在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墨翟则反映正在上升的“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两派形成对立面。由于儒墨两家立场不同,社会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驰。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则主张“兼爱”;儒家信“命”,墨家则“非命”;儒家鄙视生产劳动,墨家则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礼”,墨家则俭约节用;儒家严义利之辨,墨家则主张 “义,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墨家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如此等等。因此,这两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各有特点。

教育的目的与作用

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 “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墨翟认为贤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对国家的治乱盛衰有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品德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与儒家的说法颇为类似。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关于言谈,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立论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说服力,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能够奔走说教,转移社会的风气。兼士还必须“好学而博”,而且所学不仅是墨家的中心思想,并且包括技术的掌握。总的说来,墨家所要培养的贤士或兼士,必须具有“兼爱”的精神,长于辩论,明辨是非,又是道术渊博,有益于世的人才。

教育内容

墨翟以“兼爱”、“非攻”为教,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禽滑□要学习战守之术,墨翟即教以战略战术和各种兵器的使用。《备城门》以下多篇,显示墨翟对于这方面的工艺,有湛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墨翟的教导不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他为了实现非攻的主张,就反对楚王攻宋,并且派禽滑□统率门徒300 人帮助宋国坚守都城,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计划。墨翟卒后,后学继承其业。当时物质生产有所改进,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百家争鸣亦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墨家门徒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增长了不少科学知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后学在百家争鸣中,进行研讨辩论,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晶,其中所涉及的认识论、名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等,其造诣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也丰富了墨家的教育内容。

教学思想

关于知识的来源,《经上》指明:“知:闻、说、亲。”《经说上》又解释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就是说,人的知识来源有三种:①亲知,即亲身经历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体见”即局部的与“尽见”即全面的两种。②闻知,即传授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为“传闻”与“亲闻”两种。 ③说知,即推论得来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受方域语言的障碍。 这三种知识来源中, 以“亲知”及“闻知”中的“亲闻”为一切知识的根本,由于“亲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 “传闻”又多不可靠, 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这对于人们的认识事物,作了明确的分析。

墨翟关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还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 “言有三法”。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认为,判断事 物的是非, 需要论证有据, 论据要有所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本于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但仅凭古人的间接的经验来证明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第三表是“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当这一言论或判断当作政策法令实行之后,还要看它是否切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断事物是非、辨别知识真伪的标准。这也是墨家的逻辑学。儒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 三表法,就是上考历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对比起来,墨家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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