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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家胡适

[2007/7/26]
胡适先生因倡导文学革命,年轻即“暴得大名”,识与不识者均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作为向人炫耀的资本、攀附主流社会的名刺;众人追慕影从,必然给人好邀众誉之嫌,于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便暗藏着许多人的“婉而多讽”,这与“暴得大名”联袂纠结起来向胡适暗示老成耆宿们的不满。博学敏慧的胡适,自然不费力就能看出这是响鼓未用重锤。“暴得大名,不祥”,曾被胡适作为评骘北大喜稗贩新潮的断语,同样他在1923年6月《一师毒案感言》中说社会对名人是“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就愈严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责备比常人更多更大。”这就是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必须付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代价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简言之,“率性”的胡适是可爱可亲而文学的胡适,“做圣”的胡适是中规中矩而教育的胡适,二者如影随形,互为表里,两相交汇,成就了一个言人人殊的胡适。顺带而言,50年代海峡两岸尤其是大陆知识分子猛烈炮轰他,固有专制高压的现实、可悲可耻之士风作祟,然亦有他早年种因而得的果。民初人物纷起,众声喧哗,大多“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章太炎语),而胡适却能维持其较长的“社会领袖”地位,因素固多,除了他君子善假于物的过人本领外,恐怕与他的教育思想在民国教育界发挥的特殊影响有关。



胡适关注教育之早,足以证其天才早慧。17岁在中国公学读书时,他主编的《竞业旬报》的第一宗旨便是“振兴教育”,比如他在《竞业旬报》第26期撰文抨击中国家庭教育的霉腐不可靠,其要点内核置诸现代,仍不失为先锋的吼号,“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广开女学堂”,因为“这女学堂便是制造好母亲的大制造厂”。后来他进一步申引其见地,撰《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一文,从更深广的社会意义来续其说。尤其是他留美时所写的《非留学篇》,应算是中国现代留学教育的重要文献。

留学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一环,是最终开创自家的新文明,以便与国际交通的有效利器。但中国的现代化需求,非主动自变,而是被动开门。他人的扰攘、别国的侵略与我们落后挨打的现实,使得我们在开门时,有一种屈辱扭曲的心态,此种矛盾,此种变态,洵非外人能解。英人丘吉尔曾说,世上有两件事最难:爱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而像义和团那种“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的可笑的壮烈,胡适这样的天才先进,自是虽可理解但不能苟同。强盗猛捶我们的门,我们便不得不开,开了过后,便要寻思与他较量乃至合作,谋得自己的利益。但这种过程对惯于以泱泱大国自居的国民,自是难以承受、屈辱以致敏感,至今已成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胡适也不免。因此他激愤地说:“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揆诸彼时的实情,面对国家的衰变,胡适的呐喊实在有非常之道理。现今看来,留学之去向,固然多半还是由贫国向强国去学,但究留学之内涵中,实在少不了文化交流学习的成分,不足以“大耻”来耸人。但胡适强调留学不是最终目的,只是开创自己新文明的舟楫,而不仅仅是自牟私利的工具;留学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尽快完善起来,否则留学归来会最终无所依凭,留学的意义也就丧失了。“今若专恃留学,而无国内大学以辅之,而留学而归者,仅可为衣食利禄之谋,而无传授之地,又无地可为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之计,虽则年年遣派留学,至于百年千年来于国内文明无补也,终无与他国教育文明并驾齐驱之一日耳。”

胡适这话,拿在今日,亦深有中弊之效。比如我们现今鼓励留学生来去自由,以吸引更多学子归国,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虽有可“传授之地”,但教育体制并不好,难以发挥更大的传授之效,个人价值得不到较好的实现;虽可“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但研究条件与水平,自是与国外不可同日而语,何况国内之研究掣肘甚多,研究之外的人际因素使人扰攘不堪。当然更主要的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主义教育观在文明步伐较快的地区日趋式微。当然,与祖国连接的脐带始终是无法割断的,何况海外学子为祖国所作的贡献,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抹杀的。复次,胡适论及留学界的弊端有三:一曰苟且速成,二曰重实业而轻文科,三曰不讲求祖国之文字学术。一、三两点之弊端在今日似稍好转,可暂时搁置勿论,单说重实业而轻文科。重实业而轻文科,今日留学生的派遣中也深染此弊而未能除。若以1979年为例,实比胡适当时所言之事实更甚。“我国向五大洲32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1750人,其中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1445人,占82.6%,学习和研究外国语言的282人,占16.1%,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的23人,占1.3%。”事实上,去外国留学的这种技术至上的思想,实是沉溺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框架中不能自拔,执迷不悟,也是实业救国过头的及时反应;更是我们自己过分强调技术型人才和隔行如隔山的专才教育的结果。固然,没有实业的发展,没有经济的腾飞,国不强,民不富,要说国家之变革,有点近乎痴人说梦,且市场经济的发展哪怕还不完善,但的确包蕴着一点天然的民主因子在;但经济发展了,就自然带来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和改革吗?恐怕只有实足的妄人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应该深知,习一先进之国的文明,非学该国积淀甚久的精神内涵不可,尤其是该国在制度方面的创新是非服不可的去毒剂,这一切都必须是习人文科学的人来实现。

胡适对念兹在兹的中国留学政策,不只是提出批判,而且拿出了着实的建设,细致的主意,他认为“今日教育之惟一方针,在于为吾国造一新文明”。倘若今日我们要想努力创造一个新文明,胡适的言论当有指路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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