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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作者:崔薇圃]  [2007/7/26]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他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同时,还是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张謇致力教育30年,办学之多、种类之广、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在我国教育史上均属罕见。他丰富的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活动,颇具时代特色,直接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对我们今天发展现代化教育和培养社会需用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一、立志教育救国,热心近代教育

张謇热心教育事业是在甲午战后,这出自他强烈的爱国之心。1894年,他考中清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本可沿着仕官之路走下去,成为安富尊荣的封建官僚。可是当他外觇大势,内审国情,面对中国甲午战败,国势日蹙,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赤子般的爱国之心使他意识到,中国之所以国势日颓并安于积弱乃是教育落后,“民智未开,公理不明之故”。“必须让它(中国)有知觉痛痒才行,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教育没有其他办法。”[①]他把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指出:“窃惟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至今以来,政举事业,且qīn@①qīn@①为文明之先导矣。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②]由此得出结论:“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足,知识之本,基于教育。”[③]认定“今求国强,当先教育”[④],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从兴学、办教育、开民智、明公理入手。他深感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已刻不容缓。决心以教育救国,以教育强国。从此他多方奔走,呼号发展教育之重要,大声疾呼:“国存救亡,舍教育无由。”[⑤]强调教育是立国自强之本,他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⑥]

对封建科举制度的痛恨,是张謇勇于改革旧教育制度,致力发展近代化教育的原动力。他曾“以读书励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⑦]。参加过乡试6次,会试5次,殿试1次,从小考到大魁,共经过县、州、院试、岁科试、优行试、考到、录科等试。直到四十二岁才金榜题名。然而,翘首久@②高中后,虽身居宿僚之列,却仍需蹲伏大暴雨中,接驾西太后的轿子悠然而过。接着父亲病危,及至匆忙赶回家,父子已生死永别。他痛心疾首说:“一等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思之泣不可仰。”[⑧]他痛感科举制度摧残人才,腐朽至极,“遂一意断仕进”[⑨],由此萌发了废科举,兴学堂的思想,并开始致力于创办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实践。

二、规划出发展中国近代化教育的蓝图

张謇是一位思想开放、富于战略眼光的教育家。他意识到办教育“既须顺适应世界大势之潮,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复斟酌损益,乃不凿圆而纳方”[⑩]。力主参考“仿效东西各邦”学制,“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来发展中国的教育。张謇的许多教育主张,都是在认真考察和学习外国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特别强调,学习外国经验要择其合我国情、利我之用者学之,学其实质而不照搬形式,求其效用而不追求宏美。反对不加选择地盲目照搬。他说:“试看各国教育,各有其特殊情状。他们的风俗也是不同的。……试把三国(英、法、美)的教育方法移到中国来,这好象是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哪里可以呢?”[①①]他主张应“当酌准地方情形,弃瑕录瑜”,决不可教条搬用。否则“悴力劳神,以造成许多罪恶,殊不为取”[①②]。张謇最崇尚日本的教育,认为中日两国,地相近,习相似。他曾东渡日本,进行过70多天的考察,参观了35处教育机关。从学校制度、办学方式、课程设置、教育方法,到学校设备、教室大小,甚至窗户面积等,一一加以注意。认真考察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一些办学经验。通过这次考察,也更提高了他对教育作用的认识,感到当今世界的竞争,乃是学问、才能的竞争,教育的竞争。他说:“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①③]因而他更加重视和投身教育事业,不论提什么建议,都把兴学放在重要位置上。他在《规复海军奏疏》中,提出振兴海军“根本之图,教育为亟”;在《徐州应建行省议》中,明确指出“兴学为要中之尤要”[①④];在所写《变法平议》一文呈礼部的“八事”中,把“普兴学校”列为第一要事。建议清政府实行“新政”,要从“普兴学校,酌变科举”做起,并具体提出了兴学的次第、步骤和方法[①⑤]。指出办学次序应按“各府州县小学、中学循序而至高等学堂、大学堂之序也。”各府州县警察法理农业工艺学堂、高等商业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应分立。“高等师范、音乐学堂、盲哑学堂。”可稍缓立。[①⑥]张謇这些教育设想,有着由低而高,由地方而中央,由普通教育到实业、职业教育,渐次发展的特点,并有兼筹师资的优点,体现了抓住重点,进行全面施教的教育思想。这套方案是张謇后来实践近代化教育活动的蓝图。

三、建立起较完整的近代化教育体系

张謇熟谙教育,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内在关系有个完整的看法。他说:“师范应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①⑦]他把整个教育事业看作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江河,小学是其“源”,中学是其“流”,各专门学校是由“源”、“流”派生出来的“支流”,到了大学,则如百川会归,是各种知识的总汇合处。他的办学程序是:先师范,后小学,再专门,然后逐步升级,直到大学和大学本科。

办学离不开教师。张謇多次说过:“兴学之本,惟有师范”,“教不可无师”。[①⑧]他称“师范为教育之母”[①⑨],具有“启塞”、疏流、承接教育内部联系纽带作用。他首提倡师范教育,亲自设计学校建筑图样、择校址、拟章程……。1902年,他自筹资金创办起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独立师范学校的起点。据说该校除本省本县外,全国21个省中有13个省的青年来这里学习。张謇首开办师范教育之先,影响波及全国,很快京、津、冀、湘、闽等地都出现师范学校。为适应培养各门类和各级程度人才的需要,张謇不断扩展师范学校的类型和数量,相继办起了多类型的师范学校;有男师和女师;普通师范、专科师范和特殊师范;幼师、中师、高师、在通州师范内,设有四年制本科,一年制讲习班和二年制简易班。他不仅重视提高这些学校的质量,而且还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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