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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书院

[2007/7/26]
书院是在承继先秦中国私人讲学传统的基础上开始兴起于唐代的,最初是设在朝省中的官方藏书修身机构,届至唐末五代以后它演变成为授徒讲学、培育人才的教育机构,同时又成为人们研究学术、修养身心、传承文化、实施教化的场所。

与全国书院发展的历程相一致,徽州古书院也是社会和平安定、人们重视文教以及山林讲习传统的产物。此地的书院始出现在北宋,亦即宋景德四年(1007年)由绩溪人胡忠在龙井村创建桂枝书院,这是整个徽州乃至安徽的最早书院。而徽州古书院的真正勃兴当在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返回徽州婺源省墓并讲学乡里之后,历经有元一代,到明清两朝步入黄金发展时期,在清康熙年间鼎盛时,徽州一府六县总共拥有54所书院,与当时的东林、江右、关中等地一样,成为驰名全国的书院教育发达地区。

在素称“东南邹鲁”的徽州,古代书院的兴盛主要缘于徽州宗族与地方仕宦办学热情的持续高涨、以新安理学为主的徽州学术的空前繁荣、以及“钻天洞庭遍地徽”的徽商之崛然突起。其一,盛行宗法制的徽州其宗族势力最为强固,为着亢宗旺族,视培养族中子弟彦俊特别是士子英才业儒入仕为重要通途,往往举宗族之力兴办书院。如祁门六都人程新春率先出资修建窦山书院,终宋明两代,程氏宗族就先后创建起四所书院。而歙县雄村曹氏宗族办起的竹山书院更加著名。历史上那众多醉心于场屋、驰骛于科场的徽州士子业儒入仕通达者中,除了部分出身于州府县学等官学场所外,多半得益于书院教育。因为书院一般都以教乡族子弟、群一族之英、兴一族儒学为目标,聚汇族中(当然也包括郡内乃至四面八方)的学子名贤以个人钻研、相互问答、集体讨论、轮流讲学等方式,研习儒学经典和经世济国之术。与此同时,历朝历代一些热心文教富有远见的州牧县宰地方官员也纷纷对于兴办书院善事不遗余力。譬如南宋时郡守韩补为纪念乡梓先贤朱熹而于淳熙六年(1246年)力主创建歙县紫阳书院最为典型。其二,朱熹归里讲学授徒不仅宣扬了思想主张,活跃了学术气氛,推动了徽州书院讲会制度的形成,尚且通过崇奉朱子之学的历代信徒——特别是众多新安理学家们的忠实践行而促成了作为“程朱阙里”的古徽州书院的兴盛。其三,明清之季,“无徽不成镇”的局面书写了徽商三四百年鼎盛发展的辉煌历史篇章,成批的徽州商人“贾而好儒”,一则客观上因富甲天下拥有雄厚资财,二则主观上又牢固地抱取“富而教不可缓也”的共识,于是乐意捐输倾囊助学倡建襄办书院者大有人在。像歙县大盐商鲍志道、黟县富贾胡学梓胡尚赠父子等都曾斥巨金以建家乡的碧阳书院等。这样一来,不少徽州古书院在依靠各类学田田租收入解决建院及维持其正常开办费用之外,又多了一条徽商资本注入的新渠道,从而获得了牢靠的物质保障。尤其是有的书院借助于交商生息或购置店铺市房以收取租金的办法进行书院资金管理的商业化运作则不失为成功的历史经验。

在古徽州,书院的类型是多样化的:有的是宗族创办以供本族子弟就读而学;有的是弟子们集资创建以供老师讲学之用;有的是乡里缙绅独资或集资兴办然后聘请名儒设教;有的是州(府)县官员力倡而发动公众集资聘师或官吏亲自任教;有的是士子学者自设进行教学。不管那种类型,均效法朱熹所制的《白鹿洞书院规条》而行之。就徽州古书院来说,饮誉扬名的主要有歙县紫阳书院及崇正书院、雄村竹山书院、休宁县还古书院及海阳书院、婺源县明经书院、绩溪县东麓书院、黟县碧阳书院、祁门县梧冈书院及东山书院等等。其中歙县紫阳书院乃是古代徽州存续历史最悠久、建制规模最大且培养人才最多的书院。这些书院的兴盛成为古徽州教育发达的重要支撑,从繁荣学术、培养人才等角度看,它们为徽州文化的辉煌灿烂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基础。然而,到了清末,随着光绪帝诏令废八股取士科举制,将全国各省的府厅州县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新式学堂,徽州古书院于1905—1906年间也相继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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