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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古代书院的社会文化功能

[作者:陈利媛]  [2007/7/26]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清末改制为新式学堂,延绵1000余年,对我国古代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古代书院是一种综合型、多层面的文化教育组织模式,具有多种社会文化功能。

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

书院是儒家文化的一种载体,“以诗书为堂奥,以性命为丕基,以礼义为门路,以道德为藩篱”(王会厘等:《问津院志·艺文·问津书院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书院尤其重视道德教育:订立学规,用封建纲常伦理来约束规范士子的行为;祭祀先圣先贤,以此树立楷模,引导士子见贤思齐。通过各种制度的实施,书院培养出许多传承忠孝之道的伦理型人才。他们在非常时期所表现出的高尚气节令人动容。南宋末年,元军包围长沙三个月,“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序》)。饶州城失守时,白鹭洲书院的创建人江万里投“止水”池而死,左右及儿子也相继投入池中,以示“与国为存亡”。最典型的是曾就学于白鹭洲书院的文天祥。德祐(1275年)初,元军进逼宋都临安,文天祥抱定以身殉国的决心,毅然应诏募兵勤王。临安陷落后,文氏仍坚持抗元斗争,后被元军所俘,从容就义。他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激励过无数代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由上可见,书院对士子进行道德教化的成效非浅。书院还直接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问津书院明代山长萧继忠与某屠户的对话极为典型。萧氏在一屠户家避雨,屠户问道:“萧先生乎?近来所讲何学?”萧答:“不过平常日用事。”屠户又问:“所讲某等亦可为否?”萧答:“何不可,即如尔业屠,戥称如制即是圣贤事……今教尔每事只要问此心安否,心不安处便不做,便是圣贤学问。”(《问津院志·讲学·记萧康侯逸事》)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萧山长几句深入浅出的话语,深深触动了屠户的心灵,使其从此以后“悉改向所为”。又如,清初施愚山在福建的景贤、鹭州两书院设坛讲学,在讲到“长幼有序及兄弟之恩”时,“有兄弟具牒互诉者亦在坐,听毕相持大恸,各出袖中之牒而燔之”(杨家骆:《书院制之缘起及其优点》,《东方杂志》第37卷第15号),兄弟俩尽弃前嫌,和好如初。所以,有人赞曰:“然则书院之设,所以正人心,存天理,其有关于世教岂浅鲜哉。”(《问津院志·艺文·讲学原序》)

书院的知识传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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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上层显贵垄断教育的特权,为下层百姓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首先,书院教育培养了众多的优质师资。“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的这句话说明,在古代中国,读书做官是天经地义之事。而书院教育却反其道而行,提出士与利禄相分离的主张,认为士人的重要使命是学习、研究及传播学术文化知识。在这种思想的教育下,从宋代起,书院产生了一批以学术与文化教育为终生职业的平民学者,他们“或教小学养生”,使得穷乡僻壤也能传出琅琅读书声。其次,最基层的书院成为启蒙教育和初等教育的主体机构。古代中国是幅员辽阔的农业国,绝大部分人口分散居住在广袤的乡村山寨,远离城市,且“其居去庠序远”。为解决子弟受教育的大事,当地人在本乡本土建立家族书院或乡村书院,聚集藏书,择聘名师,招收本族、本乡子弟读书其中,从而使“文风日盛,学子日多”。乡村书院在全国分布极广,数量极为可观,承担着僻远地区普及文化知识的任务。再次,明代书院的开放讲学,以及儒学诠释的世俗化,带来文化学术的下移。王阳明提出“圣愚无间”的致良知之说,在“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指导下,各地书院纷纷向平民百姓开放,据载:“虞山会讲,来者不拒。人皆可以为尧舜,何论其类哉!凡我百姓,年齿高者,与年少而知义理者,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果胸中有见者,许自己上堂讲说。”(张鼐等:《虞山书院志·会薄引》)王门学者将儒学的深奥道理,用通俗化的口语向百姓宣讲,并逐渐为百姓所理解、接受。使过去只能在庙堂上“教天下之君子”的理学道理,过渡到“教天下之小人”,完成了文化和学术由上往下的转移。

书院的学术传承功能

书院与官学的根本区别是将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结合在一起。正如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云:官学是专为科举考试而设的、供人获取利禄的捷径,而非真正的学问研究所,而真正的学问研究所,却在书院。求道问学,非书院不可。(参见稻叶君山等著,杨祥荫等译《中国社会文化》第50—51页)书院是孕育新的学术思想,产生新学派的孵化器。综观中国书院史,凡主要学派思想的形成、著作的完成、派别的产生,无一不是与书院的教学活动紧密相联的。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与近七十所书院有关联,其重要的理论著作,如《太极图说解》、《大学章句》、《伦语精义》、《易学启蒙》、《孟子要略》、《周易参同契考异》等等,都是在他创建的福州三所书院即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中完成的。在书院的授徒著述活动中,朱熹的理学思想逐渐成熟,同时培养了大批弟子高徒,形成了人数众多的考亭学派。其门徒又以书院作为阵地,宣传和普及理学,在几代人的学术传承中,理学影响后世几百年。阳明学派是明中后期理学革新运动中产生的学派,其形成和发展与书院讲学直接相关。阳明心学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都是在书院讲学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王阳明在贵州龙冈、文明书院讲学时,提出“知行合一”之说,后在稽山、敷文书院讲学时,提出“致良知”学说。嘉靖四年(1525年),王阳明弟子在绍兴创建阳明书院,作为传播心学的大本营。王在二十多年的书院讲学实践中,将书院作为传授心学的阵地。他死后,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在各地纷纷建立书院、开讲会,使阳明之学“流传愈百年”。乾嘉学派是清代中期出现的全国性的以经学为主要对象的学术流派。书院也是乾嘉学者进行汉学研究、培养汉学人才、扩大学术影响的重要场所。惠栋、杨绳武、江永等汉学大师分别讲学于苏州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徽州紫阳书院和毓文书院、杨州安定书院和梅花书院,培养出大批的汉学人才。如钱大昕、王鸣盛、王昶等出自苏州紫阳书院;戴震、程瑶田等出自徽州紫阳书院;段玉裁、汪中、王念孙、孙星衍、焦循等出自安定、梅花书院。这些汉学高足肄业后,大多又主讲外地书院,促进了乾嘉汉学的发展。

古代书院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为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延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书院将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教学方式,对于当今的教育界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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