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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进士科“止试策”考论

[来源:中华文史网]  [2007/7/30]
唐代进士科“止试策”考论

兼及“三场试”之成立

唐代进士科是唐代科举主干和主导性科目,在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也最为世人所关注,有关的谈论和研究也相对充分。有些说法因其由来已久且影响广泛,几成定论。如以为进士科在唐初“止试策”,此外更无其他试项;以为进士科试帖经、杂文始自刘思立之奏,并从此确立了“三场试”制;以为进士科就是“诗赋取士”,等等。然而若细加审察,实或不然。本文拟就唐初进士“止试策”问题稍陈浅见,因其与“三场试”问题相联系,故亦稍及之。



唐杜佑《通典》云:“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注:卷15《选举三》。)五代王定保亦云:“进士科与隽、秀同源异派,所试皆答策而已。……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旧章。垂拱元年,吴师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后敕批云:‘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只一人;意欲广收其材,通三者并许及第。’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元(立)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注:《唐摭言》卷1《试杂文》,(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标点本,1957年。按:“刘思元”当作“刘思立”。)杜、王两家于唐代典章故事可谓熟知而深谙者,故其说既具代表性和权威性,亦多为论者所本,然其间不无可质疑处:其一,杜氏所言“其初止试策”之“初”究竟至于何时?是贞观八年还是更后?贞观八年加试读经、史,是以试策的形式还是以试帖的形式加入?杜氏皆未明言。其二,若依王氏所言,“其初”应至调露二年,此前之进士试仅“答策而已”。又举垂拱元年吴师道等及第敕批为证,其意若言此时仍为“止试策”。由于刘思立调露二年之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才结束进士科止试策的历史。又因则天革命“事复因循”,仿佛又回到“止试策”,直到神龙元年,才变为“三场试”。然而神龙元年以前是否都是“止试策”?进士科加试帖经与杂文是否皆为刘氏所奏?王氏语焉未详。另外,调露在垂拱之前,王氏先述垂拱元年事,后述调露二年事,且加“其后”二字,亦所未当。

杜佑所言进士科“止试策”似指贞观八年(634年)以前, 此说因材料缺乏,目前尚难断定,姑且存而不论。

《通典》卷15关于“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的记载,在同书卷17记作“大唐贞观八年三月,诏进士读一部经史。”(注:《选举五·杂议论中》。)《唐会要》卷76《贡举中·进士》作“贞观八年三月三日诏:进士试读一部经史。”足证有诏加试无疑。但这里的“经史”应点断为“经、史”;这里的“读”或“试读”则有其特殊含义,并非通常的阅读或学习之义(下及)。

从叙述顺序和语气上看,“加试”应是对“止试策”的转折,意味有诏加试之后便不再是“止试策”了。那么所加试的“读经、史一部”就应该是以试策以外的形式进行。但徐松《登科记考》对此却持否定意见,他在引录杜佑记载后加按语道:“进士初惟试时务策五道,至是加读经史,仍试以策,非帖经也。”(注:《登科记考》卷1, 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语气坚决,但并没有举出有力的证据。

徐松这个断语是不正确的,他或许未能理会杜氏所言“加试”既有转折之意,则加试后就不应仍“止试策”,此其一;更重要的是,徐松对“试读”的特殊含义似乎缺乏认识。其实“读”本身就是一种考试形式亦即考试项目。《新唐书·选举志上》云:“旬给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试,读者千言试一帖,帖三言;讲者二千言问大义一条。”又云:“凡算学,录大义本条为问答,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试《缀术》、《缉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可知所谓“读”就是“读帖”或“帖读”,其考试方式是在指定的文章中空出(或帖上)若干帖(一般为三字一帖),令考生连同上下文一并“读”出来。其实就是帖经,区别在于通常所说的帖经是用笔“写”填出来,而“读帖”则是用口“读”出来,前者为“笔试帖经”,后者可谓“口试帖经”。这种试帖方式在国家学馆考试及科举之明法、明算考试中经常使用。杜佑等所言之加试“读”经、史,就应是这种考试形式和项目。徐松未明此意,遽谓“非帖经也”,实误。然则,自贞观八年诏加试读经史之后,进士科已非“止试策”明矣。

傅璇琮先生将杜佑所言解为“现在再加上从经书和史书各一部中出题目,考问经史大义,这仍是试策”(注:《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5-166页。)。此说盖本《登科记考》,其可商者有二:其一,如上所论,“试读经史”就是帖经、史令考生“读”,属试帖之一种,而不应属于试策;其二,傅先生所说“考问经史大义”应即“口问大义”,亦称“问义”,属于另一种考试形式,也与试策不同。如上引《新唐书》所载,“问大义”的考试称作“讲”,不曰“读”。另外,傅先生谓“经书和史书各一部”,若确实如此,则一次考试须“读”经、史各一部中的若干帖,这种经史兼习,显然比“止试策”的难度有所增加。到了开元二十五年《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详下),规定进士须帖大经,而能兼精通一史者将特予优待,则“史”的要求相对放宽(或曰转移)。然则不论“试读”为“读帖”还是“问义”,皆表明此时之进士科于试策之外又增加了新的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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