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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士入仕的思考

[作者:王本道]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7/7/30]
中国的知识分子或是读书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作“士”我没有作过考证,只是从古代的典籍中知道,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就设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可见,早在远古时代,士便是有尊贵地位人的代称了。

自从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格局以后,士逐渐多了起来。尽管这样,在素有尊师重道传统的文明古国,士人仍然是被全社会尊崇的阶层。孔子对士的称号就相当看重,他首肯弟子曾参之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还以自己的行为,为士的含义做过许多注释。此外,“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这些流传至今的至理名言都说明,士属于社会的精英和财富,绝非那些附庸风雅,吹牛扮酷之徒所能自封的。当年孟尝君养士三千,鸡鸣狗盗之徒侧身其间。推而广之,再看今天全社会的“士人”队伍,就更加宏大而绵绵不绝。记得20世纪60年代中期,笔者高中毕业填报高考志愿,当时全国大专院校招生的数量只有30万人。而从去年开始全国的大专院校招生数量已愈400万人之多。再加上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社会办学等,累计起来,目前全国取得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更是蔚为大观。这么庞大的队伍,难免出现某些为人所不齿的分子,其中包括见利忘义者、贪赃枉法者、结党营私者、奔走弄权者……为实现个人的贪欲无所不为。即便这些“士们”持有一定的知识和特长,但充其量只能属于司马光所谓的“虎而翼者”,更何况当今的某些“士人”手中的文凭还是出自“办证”人之手。

科举制的实行,将天下士人的聪明才智都吸引到了读书作官的道路。《荀子·大略》曾说:“学者非必仕,而仕者必如学”,这还是未实行科举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看法,待到科举实行后,在中国历史1300年的漫长时日中,求学而不为入仕的人更是少而又少,每逢开科取士,读书人总是趋之若鹜。那么究竟怎样看待由士入仕的唯一通道——科举制度呢?科举制度的雏形出现于2000多年前的汉朝,正式形成于6世纪末的隋朝,到1905年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在中国存在了1300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各项制度中,这是历时最久,变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在实行科举制度的历史时期,除了皇帝、贵族等极少数世袭者外,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科举出身。科举制曾选拔出了从文天祥到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从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这样的文学家,从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张居正、陈独秀这样的政治家,从朱熹到蔡元培、黄炎培一类的教育家。此外,进士及第还只是踏向位极人臣之路的起点,还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正式做官还要经吏部铨选。据资料统计,在历时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中选拔出来的进士共725科,总数为98749人。如果按宋、辽各自的平均数加上所缺的数目,总计要超过10万人,这还不包括宋及以后各代特赐过的一批进士。10万多进士大军是我国1300年历史上官员队伍中平均文化素质最高的群体,也是官员队伍中最活跃的成分。民族的兴衰,朝代的更迭,国家的治乱,都与他们密切相关。这些人又是这个历史阶段文化活动的主力,文化传统的承传与弘扬,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教育事业的兴衰,也都与他们密切相关。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科举制度及其造就的官员和文化大军,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观。

就一项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与官制兴革之后,我们回首历史时就不难看出,科举制度至少有公平、公正、公开、参与广泛、惟才是举等优点。此前官吏的选拔主要采取的是世袭制和举荐制。世袭制的弊端不言而喻,官吏的选举面只能锁定在名门望族。举荐制虽破除了血统的限制,但具备“考绩幽明”资格的人毕竟很少,且又没有统一的标准,被举荐的人无法平等竞争。而科举制却首先向所有的士人敞开大门,不论富贵贫贱和门第高下,都可报名应试。对参与舞弊的考生和主考官的处罚也相当严厉,甚至处以极刑。元明清各代,各省贡院的中心位置都设有一座名为“至公堂”的建筑,将至公理念公之于世。秦桧与岳飞,都是八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一奸一忠,一邪一正,但岳飞、秦桧二人却同是科举入仕,同朝为臣的。还有北宋的蔡京、明代的严嵩虽都属独夫民贼,却也都是进士出身。因此,在科举制度实行的历史时期,即便是名节卑污,遗臭万年者,就其才能讲,也绝非酒囊饭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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