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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何为

[作者:汤文辉]  [来源:史学评论]  [2007/8/1]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朱青生教授将其概括为两条:传道与授业,他解释说,道中有道惑,业中有业惑,传道授业的过程就是解惑的过程。《十九札——一个北大教授给学生的信》(朱青生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这本小书,就是朱老师在北大教学过程中,为解答学生的各种疑问而写成的十九封书信的结集。

读《十九札》,颇有相见恨晚之感。翻开目录,可以见到这样的章节:关于科学阅读、关于论文规范、关于提问、关于资料卡片、关于索引……读书、做研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并且各章节详尽地说明了科学的学术规范和方法。如作者在“关于科学阅读”中指出,科学阅读应从“通过工具书和目录数据库获得本课题的全部(理论上)的论文之后”开始,初学者若能明了这一原则,便可避免在没有完全占有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便妄发议论的毛病;又如在“关于外语”一节中,作者表达了以下几个观点:第一,对于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而言,英语是“普通话”,而不是外语;第二,应关注现代汉语语源外来,并借助外语来增进对母语的理解。文中还提出对现代汉语关键概念的“四面切法”:一切其译义,即西文原义;二切其典义,希腊、罗马的词源;三切其释义,佛教汉语和梵文原文;四切其诂义,汉字的字源和古文献中的训诂。若能按此四面切齐,学外语便有根可归,学问就会有牢固的根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了解正确的学术规范,佐以科学的方法,读书便可事半功倍。

但《十九札》之所以动人不尽在此,更在于十九封书信中字里行间所体现出来的师者情怀,这种情怀乃是“师道”的体现。师道者,为师之道也,中国传统的师道是“万世师表”,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道德上的楷模,精神上的向导。在“天地君亲师”牌位上,教师有着神圣的地位。但自清末民初西方的教育体系主导了中国的学校教育之后,中国传统的师道也随之衰落了。

中国传统的教育源于求善的精神,“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氏,在止于至善。”格物致知不是目的本身,格物致知之前须正心诚意,其目的在于修身,在于道德的完满,即内圣,内圣方可外王;西方大学源于求真的精神,亚里士多德的信条是“追求真实”,即以最简单易行的方法达到最大的目的,所以亚里士多德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不朽名言,而孔子则曰“当仁不让于师”。与此相关的是,从形态而言,中国传统的教育是通识教育,这从教育内容上就可以得到印证,儒生广泛地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西方的教育是专才教育,韦伯认为它的根源可以上溯到柏拉图,“柏拉图的理想……以人能只因精通一艺而实现自我的信念为出发点。”而孔子则因博而不专受到赞扬:“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清季以来,国运衰微,在西方船坚炮利的物质文明的刺激下,有识之士莫不主张废除科举,开设学校,以西学造就有用人材,于是中国教育在剧烈的阵痛中完成了模式转换,走向了教育现代化。但是中国教育由于同传统的决然断裂,在显示出它的优势的同时,也暴露出它的缺陷。

西方求真的精神带来了近现代工具理性的无限膨胀,工具理性对效率的追求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科层化、社会分工的细微化和人的片面化。出于效率的考虑,现代大学实行分科教育,以造就了解或精通某一门知识的专家,但却以片面造成分裂,阻碍人性的全面完善。另一方面,现代大学以知识教育为主要职能,而不以价值教育为目的,虽为社会的发展造就大批人材,但却在对学生精神的引导上有所欠缺。康有为曾经力主废科举以广学校,民国以后却批评学校教育“以智为学而不以德为学”,可谓一语中的。再者,现代大学以符合大工业生产的流水线方式,大批量生产毕业生以满足杜会的需求,效率不可谓不高,但从方式上看,却近于生产物质产品。大部分教师缺乏同学生的情感交流,更难以在道德上指导学生。中国教育的许多弊病,包括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其根源莫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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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现代教育体制下,学生何为?师者何为?从朱先生的《十九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实践。他从改进方法着手,教学生如何读书,进而指出大学的意义、教师的意义、乃至生命的意义。他教授学生知识,又指出仅有知识是不够的,他强调学术规范和方法,其意却在方法之上。对朱先生而言,传授知识并非大学的终极目标,授业的目的在于传道,即希望学生在知识的习得和规范的训练中,养成理性的精神以面对选择和判断。他区分专家与学者的差异,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本性,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他反思人类知识的异化,指出科学的局限,探讨艺术作为追求人类精神家园动力的可能;他分析网络时代给大学教育所带来的影响,预言大学教师职能的转变,彰显教师作为精神导师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朱先生并不是在理论上思考师者何为,而是在现实中践履着师道,他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的精神的引导者,《十九札》的意义不在于从理论上探讨和回答了学生何为和师者何为的问题,而在于这十九封信本身就是朱先生实践师道的结晶。

传统的师道始于孔子,翻开《论语》,循循善诱的夫子形象便跃然纸上。昔者孔子有弟子三千,他以退者进之、进者退之,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让弟子于“侍坐”、“从游”过程中得到启发和引导,古人所言的“从先生游”、“从先生学”,指的正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但自章太炎之后,随着教育现代化的全面深入,孔子型的教师已成绝响。章太炎作为民国开国元勋,痛诋学校教育,其意必有对传统学院讲学制度的留恋。鲁迅曾回忆从章太炎先生求学时如坐春风的情景,说是老师讲的《说文解字》早已忘记,但“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如今,传统的师道无疑已经式微,但仍不绝如缕,正是许多朱青生式的教师,还于自觉或不自觉中传承了传统教育中的优秀遗产,在授业的过程中传道,更以光风霁月的人格和精神言传身教,成为学生人生路上的灯塔和启明星。

1998年,朱先生当选为北大“最受学生爱戴”的十佳教师,而仍以“自我检讨”为题,指出自己的先天不足和内在匮乏。读其书,可想见其为人,不禁神往,能直接读到这些信札的学生是幸运的,而读过《十九札》这本书的无疑也是幸运。

师道之传,其在兹乎?

原文刊于《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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