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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的和奇里斯马效应

[作者:孙传钊]  [来源:思与文]  [2007/8/1]
教育目的和奇里斯马效应

——写在《韦伯论大学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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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编译的《韦伯论大学》(Max Weber On Universities: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nd the  Dignity of the Academic Calling in Imperial Germany .The University Chigac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73)收集了马克斯·韦伯自身参与的贝恩哈德事件、米歇尔斯事件争论、在第一、二、四届德国大学教师会议上的言论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Gesammelte Aufs?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和《以学术为志业》两篇文章中的相关部分。从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可以了解韦伯在世纪交替的年代——德国大学的体制发生深刻变化的年代,他对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概念的界定和捍卫学术自由的勇气和责任感;也可以看到他对大工业生产带来的对德国传统大学体制冲击所持的矛盾的心理:既为教育行政体制的日益官僚化,即政府对大学教师职位人事权的干涉和控制,导致学术自由的丧失深为忧虑,又不满传统的学术圈内行会性的教授自治,看到美国大学的体制更具有活力,更能促进学者之间的竞争的长处。此书所收的文章的注意力最关注的是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大学的人事制度的变化,即工业大生产也开始瓦解德国大学里的传统的人事制度习俗和洪堡的理念。大学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最先出现了大型研究所。这样的研究所,不仅只有得到教育部的拨款才有可能创建和维持,而且,因为规模大,原先讲座制的人事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大学教师的主力——取得了大学教师资格后不拿国家薪金的编外讲师制度开始瓦解,出现了类似美国大学里的助理的职位——从属于教授(所长)、领取国家薪俸。而文科的研究班(seminar)授课制度也因为需要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制在19世纪后半很快在整个德国普及起来。国家通过大学教师职位、薪金的经费预算牢牢地控制了大学教师的人事制度。韦伯挺身抵抗、捍卫将要被国家行政当局或垄断资本全部攫去的“大学人”的“学术自由”。 例如,贝恩哈德事件是普鲁士教育部第一次出现不经过柏林大学教授评议会认可,自行任命贝恩哈特(Ludwig Bernhaed)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背后有隐含着这样事实:当普鲁士政府见到不顺眼的学者占据了教授职位的时候,就会任命一位迎合政府政策的人为教授。通过这样的任命来消除前者的影响力,而且含有对前者惩罚的意思。所以,韦伯等人把后者取得的职位叫做“惩罚教授”。1 又如,20世纪初,政府根据财界——德国中央产业界联盟的意向来任命教授又成了普遍的现象,所以,出现政府限制信仰社会主义的学者担任大学讲座之教授职位的措施。韦伯的好友罗伯特·米歇尔斯就是因为是社会民主党党员被排除在德国大学门外的一个典型事例。2再如,我们还可看到,格奥尔格·齐美尔这样的哲学家因为是犹太人,宗教信仰和民族也成了那种人事任命制度的牺牲品。3韦伯也以自己的应聘经历,揭露了普鲁士教育部的内幕,从中可以见到他的高尚的人格和勇气。

韦伯对普鲁士教育部长弗莱德里希·阿尔特霍夫个人品格没有恶感,却普鲁士教育部对大学教授任命的人事干预强烈批判,原因就在于:这种国家行政权力操纵下的人事制度,靠官员与教授个人的品质也很难保持它的廉洁。19世纪末柏林大学因为它在普鲁士的特殊地位,柏林大学教授中也很明显出现利用权力的接近和转移谋取名利的腐化倾向。韦伯痛心地说:“在柏林大学,像其他地方一样,也有一些具有保持强烈人格的学者,继承、保持其学术团结与独立于高层教育行政当局的光荣传统。但是,人所共知,这一个群体的人数并非在逐渐增加。不幸的是,对柏林的教授们来说,距教育部的大门是如此之近,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这种令人不快的形势一直有不断恶化的趋向,普鲁士的‘地方教授’向那些实际上或据说是有影响力的柏林同事写信诉求和抱怨,希望后者能够在‘高层决策者’中为他们说情。个人与教育部关系的这种围绕权力运作-——实际上已经在每个领域或多或少地以公开的形式在发展-——毫无疑问,这也经常被某些杰出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柏林的学者们运用于他们的学术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即使大权掌握在一个对于学术绩效的评估不懈地追求客观性的人的手里,当一个人控制这么多赞助权力的时候,仍旧有被他个人偏爱与兴趣好恶所左右的危险。”4

第二,此书所收文章中,韦伯表达了他的独特的关于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价值中立”的界定。他不反对大学教师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但是,作为职业的大学教师在讲台上却要严格遵守保证对传授的学科学说持“价值中立”的原则。这一界定中也蕴含了韦伯认识到的现代教育中个人人格自由与作为专门知识的传授者的职业伦理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内在冲突。韦伯的这一标准,对关心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是“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中国学人会有一定启发。借用汉娜·阿伦特的教育观来说,教育既不完全是公共领域,也不完全是私人领域,是一个“两栖的”社会领域,5所以在教育机构的课堂上,涉及学科专业知识的真伪判断的时候,教师必须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不能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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