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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评议

[2007/8/1]
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曾经涌动起一股要求“教育独立”的思潮和运动,其标志是1922年蔡元培《教育独立议》、李石岑《教育独立建议》等方案的提出和当时南北各校师生的有关活动。尽管“教育独立”主张立意颇高,但在现实层面充其量体现为企望“教育经费独立”这一基本诉求。唯一的例外,是1928年前后一度试行的大学院及大学区制,那是一种力求在“法理上”为教育独立奠定根基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教育独立”理念在知识界引起一定共鸣,直至抗战时期教育独立主张仍时有出现,该主张几乎成为民国时期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个玫瑰色的梦。已往学术界对此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和适当评价,更绝少从教育自身运行规律的视角作出解释和定位。本文拟就这段史事作一简要评述,以期引发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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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独立”主张由来已久。清末,章太炎即提出教育独立的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1]其主旨是摆脱清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与此同时,严复亦主张“政、学分途”,而王国维更明确强调:“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2]西方观念的启悟和中国书院的传统,使得上层知识界对学术和教育相对独立于政治已有了清晰的近代意识。

1912年,蔡元培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其中论及政治家与教育家的区别: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因而他主张共和时代的教育应当“超轶于政治”[3]。此番议论,颇令时人耳目一新。蔡氏也确能“知行合一”,在民国肇始、党争甚烈的政治环境中,他组建北京教育部,全然不顾党派之分,请出教育专家、共和党人范源濂作次长,称“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4]。显然,他在向世人表明教育的超然地位,也因此招致国民党内胡汉民诸人的不满和指责。

一般说来,民国年间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人士大多偏重大学教育,而留学日本的知识群体往往致力于初、中级教育。蔡元培和范源濂在民国初年便代表了教育界的这两种取向。蔡认定大学教育对国家发展具有引领和校正作用,他服膺德国洪堡等人的大学教育思想,注重高深学理研究,信奉学术至上和大学自治,为此着力营造“思想自由”的氛围,使得北京大学的改革成效显著。蔡本人虽隶属国民党,但任职北大期间却几乎成为“自由人”,他力求避开党派干扰,建立一块学术净土;即使南方“护法”另建中枢,他依旧我行我素,独立行事,因而能够“领袖群伦”,深得自由派知识分子真心拥戴。然而1919年后,北方的办学环境明显恶化,内战连年,政局动荡,国立各校经费奇缺,备受困扰,师生罢教罢课风潮迭起,大学教育面临生存危机。于是,教育界要求“独立”之声大起,从具体的教育经费独立,到“形而上”的教育体制独立,从而汇成一股“教育独立”思潮。

1922年初《教育杂志》、《新教育》先后刊发李石岑、周鲠生、郭梦良等人研讨“教育独立”的文章,其中蔡元培《教育独立议》堪称代表作[5]。此时蔡主持北大已五年之久,又刚从欧美考察归来,他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为政党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又追求近功,与教育的长远目标不相宜,若将教育权交与政党,政党更迭,教育政策一变再变,教育即难有成效;教会信守教义,妨碍信仰和思想自由,若将教育权交与教会,教育难有活力。他主张仿行外国的大学区制,实施超然独立的教育体制。

对此,教育界人士多有回应,其中以胡适的态度最引人注目。这位五四时期的“典范人物”对蔡氏上述主张极为赞成,同年5月他在燕京大学座谈时反复引述《教育独立议》的观点,将之奉为圭臬。直至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他老调重弹,申明“教育应该独立”的意见:“其涵义有三:1.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3.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6]” 心时值国难,胡适非但没有暂时收起“教育独立”主张,反而加倍强调,其用意是借抗战契机,革除国民党官僚肆意插手教育的流弊,以维护文教事业。因为他认定“文化不亡则民族终不会亡”。

即使在抗战期间,教育界仍有“独立”之声,以至与国民党战时体制发生抵触。1941年,接替罗家伦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孟余上任伊始,便在校内宣明:“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颇得广大师生欢迎,也因之与最高当局发生“龃龉”,终于不得不挂冠而去[7]。顾氏早年任职北大,曾作为教务长协理校务,熟悉北大的自由传统,后来从政,属汪精卫一派,抗战时与汪绝交,留在重庆,但对蒋介石并不顺从。他在中央大学的不同寻常之举,固然不无政治因素,然其知识分子的本性决定了他主持大学的某种必然选择。可知,自清末至抗日战争中期,“教育独立”思想在知识界始终存在,虽表现力度各时期有强弱之分,然其思想实质则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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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独立”思潮的核心,是仿效西方“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模式,力主教育摆脱来自政治的、宗教的种种牵扰,从人类传承智能、谋求发展、完善身心的“终极”高度,达到某种独立运行状态,在一个特殊意义上为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强盛奠立不拔之基。这一思想内涵明显体现在“五四”以后教育界的若干努力之中。

如所周知,蔡元培于“五四”前后排除政府和社会强势者的种种干涉,苦苦支撑北大的独特体验,是促使他坚定主张由教育家办教育的直接原因。胡适同样如此。1925年北大等校因反对章士钊,提出脱离教育部,胡适等欧美派人士独持异议,理由是:学校应置身政争之外,“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国家留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8]。1932年7月,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明确表示反对:“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至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9]”这是他作为“净臣”规诫政府,以维护教育机关的特殊性。1946年以后,胡适作为北大校长,仍重申“希望学校完全没有党派”,诚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同时,他拟订《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呼吁修正现行大学制度,“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和责任”[10]。增减之间,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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