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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新的历史教学建制与课程设置

[作者:张越]  [2007/8/1]
五四时期的史学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从观点到方法、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五四时期史学既是20世纪初提出的建立新史学的要求的真正实施,也是在中西学术交融的热潮中史学转型的真正开始。其中,建立以培养史学人才为主要目的的新的教学和研究机构、设置新的教学讲授课程、成立历史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性的研究所或研究院等现代史学所要求的相应举措,都是五四时期中国史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初多仿效西方而来。于史学发展而言,新的历史教学建制与课程设置当属形式而非内容,但五四时期开始建立健全的这些现代史学规模,在各个方面均属“开新”之举,对于现代史学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形式对内容的促进和影响,表现得极其明显,是研究20世纪史学时不应被忽视的重要内容。

一、设立系、院(所)两级的历史教学和研究建制,初步形成了新的史学人才培养和史学研究体系

五四时期,各地有条件的大学里面陆续设立了史学系、历史系或史地系,开设一系列新的课程。其中以北京大学具有代表性。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对北大学制进行改革,1919年,废去文、理、法科之名,改门为系,建立了史学等14个系。朱希祖任史学系主任。沈兼士在《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中说:“至于史学的革新,却为一般人所忽视,民初蔡元培长北大,初设史学系,大家都不太重视,凡学生考不上国文学系的才入史学系,但这不能不算打定了史学独立的基础。[1]”朱希祖主持的“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2],反映了他对历史教学的眼光和见识。“史学系也是北大有名的学系之一,1919年成立时,在国内各大学中首创现代历史学系的课程和规模。过去讲授历史,往往与文学不分,所谓‘文史’往往相提并论;现代的史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其基础,所以它和经济、政治、法律三系的联系最为密切。在北大十八系中,史学是和这三种学科并列为一组的。[3]”

五四时期的另一个学术中心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改名为东南大学后,各学科重新划分,设有历史系,柳诒徵等知名学者在此任教,讲授中国文化史、东亚各国史、印度史、南亚各国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南开大学的历史系在20年代属文科门下,开有中国历史及史家、日本通史、美国通史、英国通史、清史、欧洲近代外交史、中国外交史、欧美政治哲学史等课程。中山大学的史学系也在文科门下,1927在朱家骅的主持下改革学科设置,著名史家顾颉刚曾任史学系主任。此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也设有史地系或史地部。

在本科一级历史教学的基础上,一些学校仿西方大学制,开始筹建更高一级的研究所或研究院。蔡元培曾经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4]。吴宓也表示,研究院“乃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5]。目的十分明确,利用这种现代的学术建制进行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时值“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凡中国学术与文化领域皆以“国学”统称,故这类研究所或研究院也纷纷冠名“国学”,但是其实际的研究对象即以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为主要内容,这又反映出当时的中国学术界的学科分类、学科独立的实际状况,仍处于新旧转换的尚未成熟的阶段。

1922年12月,北大的学校评议会第三次会议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正式确定了预科、本科、研究所三级的学制方式,计划在研究所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至1922年,已率先成立了国学门,研究对象包括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方面。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长由蔡元培兼任,委员有顾孟余、沈兼士、胡适、马裕藻、钱玄同、李大钊、朱希祖、周作人等,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受聘为国学门导师的有:王国维、陈垣、钢和泰、伊凤阁、陈寅恪等人[6]。顾颉刚指出:“大学里设置历史学系可以有两个目的:一是造就中等教育的师资,二是给愿望自己成为史学家的学生以基本的训练,养成专家则是研究院和研究所的事情。国立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系比较办得理想,因为北平随处都是史迹和史籍,这一种气氛很适宜于历史学的研究,而北京大学一向就保持着文史哲三门学科特别有成绩的优良传统。[7]”

1925年,清华学校建立国学研究院,吴宓任研究院筹备主任,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研究院导师。其章程宗旨为:“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其目的专在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在其《研究院章程缘起》中说:“学问者一无穷之事业也。其在人类,则与人类相终始;在国民,则与一国相终始;在个人,则与其一身相终始。今之施高等教育专门教育者,不过与以必要之预备,示以未来之途径,使之他日得以深造而已。故东西各国大学,于本科之上更设大学院,以为毕业生研究之地。近岁北京大学亦设研究所。本校成立十有余年……故拟同时设立研究院。……要之,学者必致其曲,复观其通,然后足当指导社会昌明文化之任。然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此研究院之设所以不可缓也。[8]”

1926年林语堂任厦门大学文科学长,聘沈兼士、顾颉刚、鲁迅等人同办厦大国学研究院[9];傅斯年等人于1927年七八月间筹备,1928年1月在中山大学成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10]。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正式成立,1929年3月迁至北京,初设有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这是由国家设立的第一个现代史学的研究机构,对20世纪的历史学、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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