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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至清初我国外语教学史研究

[作者:刘迎胜]  [来源:江海学刊]  [2007/8/1]
我国最早的亚洲学院——明四夷馆

明承元制,继续与周边各族、各国往来,在翰林院内设置四夷馆。西方学者如伯希和、威立德20。和本田实信在研究四夷馆时,都把四夷馆理解为“翻译处”,或“翻译局”。其实,四夷馆是一所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汉字“馆”的含义为学校。所以“四夷馆”是我国最早结构完备的、带有语言教授功能的“亚洲研究院”。四夷馆设于明永乐五年(1407),包括八馆。四夷馆继承了古代的传统,亦以地名、国名来称呼所属各馆:即靴靶馆、女直馆、回回馆、西番馆、西天馆、百夷馆、高昌馆、缅甸馆。《明实录》记其成立云:“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通。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学译书。人月给米一石,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21

教授“四夷语言”的教师在设馆之初,当多为通晓本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士,而入馆学习的主要是官僚弟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官僚弟子多不肯努力读书,在馆中厮混多年也不能学成而为国家所用。明中期以后,政府决定四夷馆教员的弟子可入馆学习,将来继承父兄之业,生源问题这才得到解决。满清入关后,顺治元年(1644),改四夷馆为“四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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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四夷馆不同于北魏时代的四夷馆,它主要是一个语言、文字的翻译机关的和教习机构。明代丘的著作很清楚地说明了四夷馆的作用:

“臣按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唐宋以来,虽有润文译经,使之衔然,惟以译佛书而已,非以通华夷之情也。我文皇帝始为八馆,曰:西天、曰鞑靼、回回……初以举人为之。其就礼部试,则以番书译其所作经义,稍通者,得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译书如故。其后又择俊民,使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试之。通者冠带,授以官,盖重其选也。”22这是说,佛教入华前,朝廷虽然早就有在官府中任职的翻译,但因为周邻诸国诸族多无文字,翻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口译。佛教传入后,翻译大兴,要务是译解佛书,而非“通华夷之情”。而最早创立亚洲语言教习事业的是明成祖。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下诏,命翰林侍讲火原洁和编修马沙亦黑编写《华夷译语》,并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刊行于世。这种《华夷译语》被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教授称为“甲种本”23。甲种本《华夷译语》是一部汉—蒙分类词典。

永乐五年(1407),设立四夷馆以后,各馆为教习番语开始大规模编修《译语》和《杂字》。这种《华夷译语》被石田教授称为“乙种本”。其中的“杂字”部分,是现存我国古代翻译界和外语教学界编写的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的番汉对译字书。当时中国人尚不知按词汇拼写的字母来排列语汇,所以使用的是古老词意分编类法。分类分别为“天文门”、“地理门”等,相当于今天的分类字典。有些《译语》还有“来文”,即诸番来使进贡表文。四夷馆汇集各番“来文”用于教学,故有时又称为四夷馆课。但这些表文并非原本,明显是带有汉语背景的人伪造的,其作者很可能是四夷馆的教师。

另一种是明末茅瑞微所辑之《华夷译语》。这种《华夷译语》亦有各种抄本存世,只写出汉义和汉字注音,不写原文。石田干之助称之为“丙种本”。

乙种本与两种本分别继承了古代以汉字“录写本言”和夷书、汉字音译并存这两种不同的双语对译字典的传统。这两种本子是分别独立编成的,所以有很大的区别。

据元代留下的蒙—汉对译字书《至元译语》可知,元代编成的这类资料一般不出现番文。而北京图书馆中所藏《华夷译语》中有一种清袁氏贞节堂抄本的“译语”,书无序,封面题“译语”。这部《译语》只包括蒙古、委兀儿(即《高昌馆译语》)、回回、河西四种译语,抄写时每页横分3栏,竖11行,每行包括译语3个词。其《回回译语》部分共分为17门,收波斯语词汇673个,只有汉字音写和音译,说明它就是“丙种本”。

这个抄本最后一页上有原抄者手书的一方八思八字篆体“太尉之印”官印。印上方题署“太尉之印宣光元年十月日中书礼部造”。宣光为北元年号。以此观之,此抄本所据底本的最早抄录时间在明初,而其祖本则应成书于元代。这说明丙种本中的蒙古、回回、委兀儿(高昌)与河西四种译语有可能是从元代流传下来的。

各馆译语在亚洲外语教学史上的重要作用,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女真译语》,早在上个世纪末便有德国柏林大学教授葛鲁贝氏对此进行研究24。“二战”后日本学者山本守、山路广明、西田龙雄等先后出版多种论著研究《女真译语》。我国学者新近的研究成果当属金光平、金启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25与道尔吉与和希格的《女真译语研究》26。《鞑靼译语》德国学者黑尼士作过研究,他的《汉—蒙古语词典脚是一部将《鞑靼译语》逐个转写、翻译并加索引的著作。台湾台联国风出版社的《辽金元语文仅存录》虽然只是将《至元译语》、《鞑靼译语》、《卢龙塞略译语》、《登坛必究译语》、《武备志译语》、《武备志北虏译语》等资料汇集刊出,但书后附有按笔划排列的汉字索引。《高昌馆译语》:匈牙利学者李盖提(Ligeti)曾作过详尽研究。我国学者胡振华、黄润华亦曾作校勘整理,并于1984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回回馆杂字》最先由日本田坂兴道与本田实信作过研究,近年来笔者在其基础上研究亦取得进展。这些资料尚未引起我国外语教学史学界的重视。

四夷馆设立后,各馆负担起外语人材的培养教育与官方翻译的工作。由于明朝译馆为数有限,而天下之大,语言各异,难免会出现使臣贡表文字无人可识,回赐表文亦无法撰写的情况。于是明政府规定,在这种场合下,必须使用双方都通晓的第三种文字,“以通华夷之情”。例如回回馆并不限于与穆斯林诸国打交道。《明实录》记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逞罗国使臣入华事云:“逞罗国王国隆勃刺略坤尤地亚,遣使臣江悦等”携“金叶表文入贡谢恩,且言:‘旧例,本国番字与回回字互用。近者,请封金叶表文及勘合咨文间有同异。国王凝(疑?)国人书写番字者之弊,乞赐查辩。”,这是说,过去暹罗与明朝往来有时用暹罗文(泰文),有时用回回文(波斯文)。但当时明朝官方执掌暹罗文的译臣水平不高,以致回赐的表文和勘合文字逞罗人不能识得,暹罗方面要求明朝调查。明朝掌暹罗文的译臣非但暹罗番字写不好,连暹罗国入贡的表文他也认为“难于辩识”。明政府只得决定,让暹罗使臣回国自行究治。并且明令他们,今后只能用回回字(波斯文)与明朝往来,“不得写难识番字,以绝弊端”28。不过,这毕竟是一件使明朝这样一个涣涣大国难堪的事,遂有后来万历七年暹罗馆之设。这说明随时代变迁,有些语种的作用日见重要,但又不再初设的八馆之内,只能设立新馆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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