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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中国化百年反思

[作者:张忠华]  [2007/8/1]
摘  要: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进口”而来的,人们形象地称它是“舶来品”。教育学的引进与教育学的中国化几乎是相伴而生的,教育学中国化经历了六个阶段。解决教育学中国化问题,应注意中国的教育实际,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提倡教育学原创性研究,正确处理传承民族文化教育传统与借鉴国外教育理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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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若以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大教学论》(1632年)的出版为标志,至今有370多年的历史;若以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1806年)的出版为标志,至今有200年的历史;如果说心理学的诞生(1879年)使教育学的产生有了可靠的理论基础,教育学才算是科学的教育学的话,则以德国教育家拉依《实验教育学》(1908年)的出版为标志,教育学至今有近100年的历史。教育学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仅有100年的时间,与其他学科相比,它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教育学在中国的出现与成型,一开始就是从国外引进的,人们形象地称它为“舶来品”。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命运”并不好,既缺乏先天的发育,后天又营养不良,其间有过快速发展,也有过曲折反复。100年来,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就像“病魔”一般始终纠缠在中国教育学者身上,至今使我们无法摆脱,以至一些理论工作者发出“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的感叹,更有甚者断然作出“教育学终结”的结论,教育实践者则称教育之学是无用的教育学和脱离实际的教育学。21世纪中国的教育学如何发展,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学体系,这是教育理论工作者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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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学中国化阶段划分

关于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郑金洲认为,中国教育学百年,大致是旧中国50年,新中国50年,“可以说有四次热潮,两度曲折,一大一小”。叶澜认为,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发展大致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界,划分为两大时期,两大时期又可根据教育学科发展呈现出的基本状态和主要特征分为六个阶段,其间出现过三次历史性中断和三次大的转向。

关于教育学中国化的过程,陈桂生认为,以教育学中国化为中心目标,我们先后对教育学研究成果有过三次反思。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对“进口”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反思,导致标榜“中国化”的“政策法令汇编”式的《教育学》(1960)问世;第二次是60年代初,主要以“政策法令汇编”式的《教育学》为反思对象,反思的结果形成了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第三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要以“文化大革命”期间混乱的教育思想为反思对象而以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为参考。

笔者认为,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以教育学中国化为主题,可以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1)1901—1915年。其路径是割断中国教育传统——学习日本——教育学在中国出现,产生教育学中国化的朦胧意识。

(2)1916—1949年。其路径为抛弃学习日本——转向学习美国为主——教育学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3)1949—1966年。其过程是改造旧教育学——学习苏联与批判苏联——明确提出教育学中国化的问题——结果是中国“政策化”教育学的产生。

(4)1966—1976年。此阶段主要是中国教育学的“独创”——形成“政策化+语录化”的教育学——教育学的科学性遭到破坏。

(5)1977—1984年。此阶段主要是苏联和西方教育学理论的全方位介绍和翻译——教育学的恢复和重建。

(6)1985年至今。这一阶段可称为教育学中国化的全面建设和反思阶段。

二、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

1.1901—1915年

这一阶段的引进从表面现象上看是直接学日本,实际上是间接地学习德国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因为此期内主要是翻译和介绍日本的教育学,而此时日本的教育学主要受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影响,中国引进的教育学也是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其实,这一时期国人并没有真正见过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著作,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一直到1936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们原先学习日本的教育学是第二手的材料。这种现象对于中国建立教育学,形成教育学的科学理论带来了先天不足的缺憾。同时这一时期也割断了中国的教育传统,教育学是全盘“进口”。

1912—1913年中华民国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师范教育体制确立,日籍教师纷纷离开中国,中国人开始独立从事教育学的教学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教育实践的发展,完全日式的教育理论陈述及教学方式令国人感到不适,国内一些学者和师范学校的教育学教师主张教育学应“以适于吾国现情为主”,教育学中国化意识朦胧产生,于是中国人编写教育学教材和著作出现了第一次高潮,教育学中国化迈开了艰难的第一步。但由于编著者多半是留日学生,他们又多是速成班培训出来的,其食洋不化或浅尝辄止不可避免,再加上当时引进教育学,不是以研究教育、服务中国教育实际为宗旨,而是以传授国外教育学知识,应师范教育开课之急需为目的,这些现象的存在,对早期教育学的中国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我们今天大量“进口”国外教育理论也有类似之嫌。

2.1916—1949年

1916年,中国一些学习教育理论的留洋学者纷纷回国,除郭秉文1914年回国外,像胡适、蒋梦麟、陶行知、晏阳初等人,都是1917年回国的。这些人在当时的教育界被委以重任,他们都留学美国,深受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从1916年开始,当时最有影响的教育刊物《教育杂志》开始登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再加上杜威从1919年4月30日来中国,1921年7月11日回国,在中国住了两年多的时间,所到之处即宣讲其教育学说,中国的教育学开始全面转向,丢掉日本,转向主要学习美国,同时也学习和介绍西方其他国家的教育理论。这一时期的教育学具有相当的开放性,教育学中国化也得到了充分的探索。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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