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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阴阳家与汉代军事[上](2)

[2007/7/26]
第二, 兵阴阳术数形式有新的创造和发展。

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在王朝的提倡尊奉下逐渐流行,特别是董仲舒将其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鼓吹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理论的新儒学体系得以建立,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中成为官方正统哲学之后,“阴阳者,王事之本”遂成为当时学术、政治的不易之旨[9]。战国以来术数的阴阳五行化也因此大受推动,新型术数层出不穷,传统术数有所发展。著名术数家如董仲舒、夏侯始昌、刘向、刘歆等人的《洪范》灾异之占,翼奉、京房、张衡、郎宗、郎等人的律历阴阳风角之占,孟喜、焦延寿、京房、扬雄等人的各种《易》占,司马迁、刘向父子和襄楷、张衡等人的星占等等,均为后世典范。其他术数如六壬、太一、九宫、六甲、孤虚、建除、形法、房中、服食等也有较大发展[10]。正如《汉书·方术列传》所描述:

“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瞑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妖祥,时亦有以效于事也。”

就军事而言,当时较重要的术数形式有:

卜筮。卜筮,是中国古代最古老、最重要又最为人们熟悉的占卜术。《史记·龟策列传》:“王者发军行将,必钻龟庙堂之上,以决吉凶”。汉代各种新方术和兵阴阳家大兴,但卜筮仍然是基本的战争术数之一。《龟策列传》载汉武帝“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这并非武帝朝的特殊现象,而是两汉之通状。

天文云气占。这也是古老的军事占候之术。《淮南子·兵略训》:“明于星辰日月之运,刑德奇賌之数,背乡左右之便,此战之助也。” “明于奇正賌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候星,龟策讥祥,此善为天道者也。”《汉志》著录和考古发现此类文献最多,而从《天官书》、《天文志》和简牍帛书资料中,不难发现战国秦汉时期各种天象、云气的记录和分类比春秋复杂细致的多,不仅涉及日月、五大行星、北斗和众多恒星及气象现象,占断也极为广泛繁杂。如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占》仅慧星就有29个图形和18个名称,云气则有200多种,每个图形之下均有吉凶占文且绝大多数与军事有关。

式占。式占的起源可能很早,《周礼》中就有“大师,太师抱天时以从”的记载。“天时”即式盘。但式法的广泛流行,是西汉以来的事情。目前汉代式盘实物已发现7件以上[11 ],王莽在覆灭前模仿式盘制作威斗,是治史者熟知的。式占稍后分化为太一、六壬、雷公等式,直到宋代仍在流行,是军术操作的基本形式之一。在式占基础上生出的奇门遁甲术,向被视为兵阴阳家的看家本领。

风角。候风术的出现不晚于商代,其演变为系统的风角预测术并用于军事,则不迟于春秋而活跃于汉,名家辈出。汉代兵阴阳家的风角言,《天官书》和《天文志》有专门论述,《汉志》“兵阴阳家”著录有《师旷》8篇,“五行”有《五音奇赅用兵》、《五音奇赅刑德》,银雀山汉简有《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司马迁著《史记》,其兵书即《律书》[12],充分表明了其军事上的重要地位。风角和奇门遁甲一样,也被后世的术数家十分看重。

象占。根据自然界的种种奇异罕见现象推断人事,即象占(也可称作杂占)。战国以前,象占之事已多,但汉代有质的飞跃。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灾异学说自西汉中期盛行起来后,形成中国两千多年讲究灾异的传统,其集大成之代表作,为刘向《洪范五行传》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汉书·五行志》。从此,几乎一切少见的自然现象如日月食、水旱、地震、蝗灾、动植物异常乃至于特殊的人类生理、病理现象和民俗、谣谚等,都在阴阳五行的框架下被赋于特殊意义,并被郑重记录和向皇帝报告。灾异说导致象占在政治、军事活动中更加流行,《汉书·五行志》搜集事例甚多。

择吉。几乎所有术数都有择吉功能,这里仅指较专门的时日选择之术如建除、刑德、孤虚等。“汉以下,则其说愈多,其法愈凿,” [13]“时日之书,众多非一”[14 ],所以才会出现武帝娶妇,“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15]这样近乎喜剧性的场面。汉代兵事择吉而动,一如前代,《龟策列传》所谓“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即是。刘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16],就是一个典型的史证。图谶:西汉后期以来谶纬大兴,作为一种术数形式,它虽与兵阴阳学说不是一回事,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本以预测政治变动为主要功能的图籍,常有兵阴阳文字侧身其间,而且事实上汉代人确实每每运用谶书惑众起兵和决断军事,如刘扬等“造作谶记”起兵,光武帝以“赤伏符”称帝鄗城,公孙瓒以谶谣迁守易城,等等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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