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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阴阳家与汉代军事[上](3)

[2007/7/26]
兵阴阳家深刻影响了汉代战争的发生。

毫无疑问,汉代战争的发生和历史上绝大多数战争一样,主要根源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军术至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断因素。

武帝征和三年遣贰师将军李广利进攻匈奴,刘彻后来叙述其定策过程说:

“向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罔若马’,又汉使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为‘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使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鬲+甫)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鬲+甫)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26]

这次战争,汉廷在决定是否出兵时,先是大臣以象占匈奴不祥可击,复经《易》筮、方士、太史星气占及太卜官的龟卜蓍占,全部为吉。筮帅,贰师将军李广利最吉,路线则以出(鬲+甫)山为必克。武帝下决心出兵,却遭受了西汉对匈战争中最惨重的失败。虽说对匈作战是武帝既定的国策,但显然正是术数使之草率决定发动了本次战争。

再举一例。新莽后期,卫将军王涉和门下道士西门君惠密谋反莽。君惠说“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找到术数大师国师公刘歆,刘推天文人事必成,但提出“当待太白星出乃可”,因此延宕了时日,事发被杀,政变胎死腹中。[27]本例当发不发,而以兵阴阳之说决定军事大计则与上例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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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即使汉代不是所有战争发动都有术数在起作用,至少对大多数决策人来说,术数是他们抉择的必然参照,慎重的术数准备是汉代发动战争的必备前奏。

军事术数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兵阴阳家特别讲究作战时日,军术常常决定具体战斗时间,从而影响甚至决定战争发展和胜负。宣帝神爵元年,赵充国率军征羌,取屯田待机之策。宣帝屡次催促发兵进击,诏书中特别指出:“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其秋再次下诏:“急因天时大利,吏士锐气,以十二月击先零羌。”后因充国反复陈辞,意见经激烈争论为汉廷采纳,终以屯田缓进之策取得胜利[28]。显而易见,一般情况下将领必须执行命令,如果这样,汉军此次作战的结果就很难说了。又如建武元年,邓禹攻河东,更始军王匡、成丹等合军十余万众与之大战。首日东汉军大败,溃不成军,再战必败无疑。然王匡等因次日癸亥,系“六甲穷日”(即六十甲子最后一天),术家认为战斗不吉而停战,邓禹得以从容休整部队,调整部署。待第三天王匡大举进攻,汉军反败为胜,大破更始军,一举夺得河东,为汉军西进关中奠定了基础。这一战例是当战不战而败,而十年后的另一次战斗则是不当战而战导致败亡。建武十一年,吴汉攻蜀,汉军久屯成都坚城之下,因乏粮准备焚烧辎重撤退。然就在此时,公孙述阅读占书,见“虏死城下”之语而出兵决战,结果大败,本人也被杀于阵中。汉代还有日食停止军事行动的规定,后汉建武七年、永平十八年和兴平元年,均曾因日食而“寝兵” [29],这当然也要影响正在进行的战事。正因为军术对决定战斗时间有特殊作用,有些将领如汉末的袁绍,每战必与豢养的术士“剋会期日”,十分信从 [30]。类似现象在汉代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如匈奴“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31]。

术数在汉代有时还成为预警手段。《汉书·杨厚传》:永建四年,厚上言“西北二方有兵气,宜备边寇。”时顺帝将西巡,因此而止。同书《郎·传》: 据星占上书,称当年(阳嘉二年)立秋后“赵魏关西将有羌寇畔戾之患”; 《马融传》:时马融亦上书:“星孛参毕。参,西方之宿,毕为边兵,致于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将起乎!宜备二方。寻而陇西羌反,乌桓寇上郡,皆率如融言。”预先防范是军事决策的关键之一,其对战争的成败利钝自然密切相关。当然,这种预警自非科学决策,有些军将对这种预警作用痴迷至深,反为所误。汉末董卓部将牛辅,“见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气与不,又筮知吉凶,然后乃见之。中郎将董越来就辅,辅使筮之,筮者曰:‘火胜金,外谋内之卦也,’即时杀越。”[32]这样的将领,只能有败亡一途。

兵阴阳家对军队行动的背向举止规定至为苛密,必然对军事行动中的战术运用有所制约。本文中大量的例证都表明,汉代作战时,将领无不采取术数行为以求克敌制胜。有的将领运气好,或能获胜,更多的则必然如宋金生、焦和、张津等人那样,遭至可悲下场。

由于汉人对术数的迷信,某些罕见自然现象的发生,以及将领“神道设教”、假手天意,也会对士气从而战争结局产生作用。新末著名的昆阳之战,汉末董卓韩遂之战,新、韩军所以失败,就因为当时正好有流星陨落营中,而这在军占书里属于大凶之兆,导致军心混乱不安,失去斗志。[33]正因为这样,汉代各种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很少有人不利用术数大做文章,宣扬己方上得天助,动摇敌方士气民心。从高祖斩蛇和五星聚于东井的神话,到刘秀的谶谣赤伏之符,再到张角“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天下太平,岁在甲子”之号召及其种种道术施为,这一现象贯穿有汉一代的全部军事史。战争进程中双方也总是利用术数耸动蛊惑人心,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做法,不仅可以收效于芸芸士卒,如东汉耿恭被困疏勒,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拜祷于井,水忽涌现,将士皆呼万岁,士气大振,而匈奴“以为神明,乃引去”[34]; 更可以吸引英雄豪杰投入麾下:汉初张耳就是因听从了术士甘公所说五星聚于秦分,刘邦必胜而项羽将败的说法而投汉,东汉初苏竟则以图谶、星象说服邓仲况和刘龚归顺光武。[35]有些高明的将领,充分利用敌之迷信,出奇制胜。东汉班超攻于阗,“其俗信巫”,班超出其不意杀死该国首席大巫师,于阗军民震动丧胆,立即开城投降。[36]汉初分封,高祖警告吴王刘濞:“若状有反相”,“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焉?”[37]这个警告后来虽未起到作用,但刘邦试图以相术和占气之说抑制为人强悍的刘濞生出反心,用意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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