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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阴阳家与汉代军事[上](4)

[2007/7/26]
术数和兵阴阳家行为,使汉代战争继续保持了传统战争的双重性质。

春秋以前的战争,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它们是人力、物力与组织指挥的较量,另一方面,它们又表现为术数的攻防。上文诸多叙述已表明,汉代这一特征仍然鲜明可见。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让我们再以征和三年汉攻匈奴一役为例。战前汉朝进行了大量术数操作已如上述(另西汉向有以女巫诅敌的传统 [38],此次必不例外),而面对汉朝的军队和军术,匈奴先是缚马诅咒汉军,“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牛羊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遣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又卜‘汉军一将不吉’”[39]。当双方将士厮杀疆场之际,还有两支队伍在暗中较劲:一是汉朝的方士巫师,一是匈奴的众多巫觋。战争的“术战” 特性,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顺便指出,不仅匈奴,当时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军事术数并将其用于战争。《史记·龟策列传》:“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位,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信,以知来事。”所以汉王朝的对外战争,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以术数“战伐攻击”的内容。

两汉之际面对各地反叛王莽的所做所为,则可以为内战中同类现象的典型。王莽痴迷术数,一举一动,无不用之。他大造庙祠,禳祷无已, “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40]。又大搞厌胜,派武士入汉高祖庙中剑刺斧砍,住兵其中,下令“使长安宫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刘縯)像于塾,旦起射之”[41]。其命将,乘乾车坤马,以五为纪,“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42],“如此属不可胜记。”[43]军情紧急时,王莽甚至带领群臣到南郊向天哭嚎以厌汉军,还特别制作了可“厌胜众兵”的“威斗”,置于左右。威斗以五色土和五石铜在特定时日铸成,象征着北斗“不可与敌”的神力。直到绿林军攻入长安,大势已去,王莽“犹抱持符命、威斗”。而在王莽的对立面,农民军和各反莽武装也同样在术数支配下行动。如赤眉军,从齐地带着城阳景王的神像转战南北,由巫觋从中转达神意,遇事和作战听神意以决。这和王莽的举动虽有文野之别,实质却都是以术数为武器,乞求胜利。以术数为军事对抗的手段,甚至体现在武器制作方面。《汉书 ·韩延寿传》:延寿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放效尚方事。”特意选择月食时制造武器,是因为按照阴阳五行理论此时阴气极盛,而兵器亦为阴杀之器,可达到交感的目的,赋予武器最大的威力。王莽以特定时日制作“威斗”,也是类似的理念使然。于是,武器既是物质的,又是术数的符号和载体,战争的两重性首先发生于战争的工具之中。

术数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的通例,直至近代亦然。然而汉代表现得较后代更为突出,也是无疑的。春秋战国时期,当军术和兵阴阳家蓬勃发展之际,与之相对立的军事唯物主义思想亦随之而起,对其进行了尖锐批判。其皎皎者如尉缭、韩非,坚决反对天官时日之说和占候卜筮,认为胜负纯粹由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所决定。然而在汉人的军事著作中,却反而较少有类似声音,绝大多数都充满了兵阴阳家的色彩。尽管贾谊、王充等人曾对术数活动有所批判,但在兵家中并没引起有明显的反响。就是象曹操这样不信方士,坚决反对民间杂神迷信的杰出军事家,出兵时也会垂询兵阴阳学者[43],所著兵书中也有兵阴阳家文字,如“太白已出高,贼鱼入人境,可击必胜”之类。[44]和战国时期相比,汉代继续保持了术数对军事的强有力支配,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强化。



兵阴阳学说和观念的盛行,对汉代军队组织和军官选拔也有重要影响。

商周军事占候主要由国家和贵族家内常设术数人员来进行,战争期间,他们随军出发,随时满足军术需要。战国时期,随着常备军的形成和战争规模、形式的发展变化,军中出现了专职术数军官,如楚军中有“视日”,即军中日者。《史记·陈涉世家》:“(周文)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如淳注:“视日时吉凶,举动之吉也。司马季主为日者。”《六韬·龙韬·论将》:“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天心去就之机”; “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这也反映战国军将幕府内确实配置有术数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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