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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第一错——项羽并非死于乌江

[作者:计正山]  [2010/6/23]
两千年传说:霸王自刎乌江。然笔者潜心研究多年后发现:项羽其实战死定远(东城),而并非自刎(和县)乌江。

 那么,为什么两千年来,人们会把项羽战死东城讹传为自刎乌江呢?我考证的结论是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写入了一段生动感人的民间传闻。尽管在《史记•项羽本纪》末段论赞(结论)中,作者已经点明项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但许多人读完了“生动的故事”,便不再去留心末尾的结论;而“人云亦云”‘沿袭照抄”从来是误传的帮凶。于是项王“欲渡乌江”,变成了“不渡乌江”。

 一、“乌江自刎”,原是民间佳话

 我认为 “项王乌江自刎”一段为民间传闻,理由有五。其一,从项王南逃路线看:至阴陵后便遭遇汉军围追。“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且汉兵五千骑围之数重。当时项王已经“自度不得脱”。那么,何以能忽而来到三百里之遥的乌江呢?东城至乌江须经过东城、建阳、全椒、浚遒、历阳(今定远、滁县、全椒、肥东、和县)绵延二百里皇甫山脉横亘其间,池河、淝河、襄河、滁河纵横阻隔,正可谓山峦重重、湖沼片片。再说项羽垓下兵败,其势也是急转直下的,中间又因取道阴陵、迷途受殆才为汉军追及,而远在三百里之外的乌江亭长,纵有救籍之心又何以会料事如神,预先舣船以待?其二,从《史记•项羽本纪》通篇结构来看,叙事谨严而缜密,尤其是对战事的描述,由于司马迁曾亲自游历名山大川,所以双方渡江涉河、斩关夺隘时的地理形势,都能于回旋曲折之中给人以条理分明、江山如望的亲切感。且看项王垓下兵败后的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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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垓下,兵少食尽(夜歌慷慨)—溃围,南出驰走,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渡淮,属者百余人耳(平明)—至阴陵,迷失道(晨雾)—陷大泽汉军追及之—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时、地迁移,线索清晰而分明。那么,东城之后呢?为何三百里沙场竟无所交代,情节亦淡然松弛了呢?就是说,东城这边,项王刚刚想渡乌江,乌江那边 “亭长已经舣船以待”了,而且巧就巧在“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但是,细心的读者自然会看出玄妙:刚刚还在东城纵马厮杀,转眼已站立乌江边喟然叹息了。难道那浩荡的池河、滁河、那重重山峦沼泽竟任项王一跃而过?其实,是司马迁巧借一个“欲”字,将发生在东城的血战情节,与流传于乌江的民间传说缝缀弥合了。不熟悉这一带地形的人当然不会生疑,他们意念恍惚中误以为(东城)去乌江已经不远,可能就在前边。然而,对这块地形有所了解的人就不免生出种种疑窦,这就是江淮一带专家学者多年来频频质疑、并作出种种臆度误解的根源所在。

其三,作者写项王之所以有船不渡,只因无颜见江东父老。因为“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项王为此心中有愧,忽然悲从中来,不愿过江了。这显然不足为信。首先,八千子弟无一人还,也未必全部为项王而战死,归顺汉王者亦大有人在,眼前便有故人、吕马童是也。再说项王东城末路时,身边仍有二十八骑,这些人自垓下南逃时心中就有目标—为渡江而来,又临危而不离去,其中也应该有归心似箭的江东子弟。还有《史记•灌婴》《汉书•灌婴》都真实记载灌婴“下东城、历阳,虏楚将吏万二千人”。这其中肯定有不少人已经赶到了江边,甚至正在准备渡江,说“无一人还”也是有些夸张的,而夸张正是民间传说的致命特点。

其四,定远有个民间传说妇孺皆知,说当年霸王将虞姬娘娘头颅拴在马鞍上一路滴血,直至嗟虞墩,《定远县志•文化艺术•故事传说》以“虞美人草与美人词” 为题,详细记载了这个故事。我以为项羽在危难中仍然舍不下爱妃竟一路携来首级,当有“不死不弃”的心迹或誓言,正如《诗经》所吟:“毂则同室、死则同穴”。事不到万不得已,也就是说不到英雄仆地,是不会丢下虞姬首级的。《定远县志》载:“虞姬墓即嗟虞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近东城”,恰好佐证司马迁关于项王“身死东城”的结论。其五,我国人民历来有同情弱者、匡扶正义的善良侠义之心,因而对那些失败英雄,往往以传说来成全其气节,以寄托自己的愿望。如史可法兵败扬州,实为清兵所杀害,然他死后,民间即传闻四起:有人亲眼见史督相身穿青色长衣、头戴一顶黑纱帽、骑一匹白马“出天宁门投江而死,未尝殒于城中也”(清全祖望语)。唐代颜真卿为叛将所害,宋朝文天祥为元人所杀,他们死后,民间也都传说纷纭:“谓颜太师以兵解,文少保亦悟大光明法禅脱,实未尝死。”诗人屈原自投汨罗江死后,传说更多,他家乡人民则传说“屈大夫死后,被一条大鱼驮回秭归来了。”思乡眷旧之情人皆有之。项羽崛起于吴中,“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在南征北战中、尤其是反抗暴秦战争中,吴中子弟以及江东父老对项羽是寄托了诸多感情的。因而在他死后即传说“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以及项王自愧“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不愿过江”等英雄佳话,也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过梁、楚以归”他自然有机会采访到这些民间传闻。且太史公撰写《史记》是相当注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通览《史记》,自《五帝本纪》、《夏本纪》至《殷本纪》、《周本纪》,司马迁在撰写之初,有文字记载者寥寥,多为“口口相传之史”或“支离鳞片之语”;其中神奇怪诞之说比比皆是,仅《史记•高祖本纪》就有六、七处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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