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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与汉初儒学发展关系初探

[作者:肖宏丽]  [2012/2/13]
摘要:汉文帝以文治国,十分重视儒学。在汉文帝时期的治国思想中,儒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位。汉文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汉初儒学的复兴与发展。而儒学亦充分发挥其优越性,造就了文帝一朝的显著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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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文帝 文治 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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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在《礼书》中又称“孝文好道家之学”。 显而言之,司马迁认为道家和法家是汉文帝的主要治国思想。实际上,汉文帝不仅好刑名之言、道家之学,儒家思想在汉文帝的治国方略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不仅重视儒家思想,而且自觉将其贯彻到治国策略中,从而造就了文帝一朝显著的文治。 

文帝之前的高祖及吕后时代,儒家思想并未得势,不但得不到统治者的信任与重视,而且遭到黄老等思想的排挤、贬绌。到了文帝一朝,儒学的境遇有了显著的变化。汉文帝对儒者和儒学给予了特殊的重视和照顾。汉文帝深知儒家经典《六经》中包含诸多统治经验,所以十分重视对儒家经典书籍的搜求、整理、研究和推广。文帝曾经命诸生根据《六经》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文帝重视对儒家经典《尚书》的整理研究。“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当他得知九十多岁的济南伏生,在齐鲁传授儒家经典《尚书》闻名,但因年老行动不便,不能来京授学,便派太常掌故晁错前往其家学习《尚书》。为了进一步鼓励儒家文化的发展,文帝设立了《书》、《诗》博士官。伏生的弟子欧阳生和张生皆被任《书》博士,《诗》博士则有燕人韩婴、鲁人申培公等。博士一职尽管只是汉初的微小官职,但是正是这种职务,由于可以直接面君议政,充当皇帝的顾问角色,所以更有利于儒者发挥自己的特长,更便于他们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最高统治者。这些举措对于鼓励儒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使汉初儒学得以渐渐复兴。汉文帝对儒学的重视,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又开拓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空间,为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帝时期,儒生也开始受到重用。《史记》、《汉书》的《儒林传》都记载,儒者在文帝时“颇征(登)用”。一些治学优秀的儒士在文帝朝担任了重要官职。例如,“徐生以容为汉礼官大夫”(《史记·儒林列传》),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因修《春秋左氏传》而得到汉文帝的赏识和重用。其中,贾谊更是深受文帝赏识,而能“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这与高祖时代,主要以军功作为做官的依据是明显不同的。儒者在政治舞台上开始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对政治的参与度日益提高,能够提出很多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建议和举措。文帝对此的态度是,不但能重用儒士,而且积极采纳儒士提出的合理思想和策略。作为文帝时儒者代表的贾谊,为文帝提出很多政治上的合理建议。比如,如何解决诸侯王问题、匈奴问题等。汉文帝对于贾谊从儒家思想出发提出的的建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积极采纳并且将之运用到治国政治中。《汉书》贾谊传记载:当时,有人告发周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亡事,复爵邑”。针对这一事件,贾谊从儒家礼治思想出发,向文帝提出建议,对待臣下要以礼相待,要“养臣下有节”。汉文帝“深纳其言”。后文帝时再有大臣犯罪,不再受刑。《汉书·贾谊传》云:“(文帝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所发之。”《贾谊传赞》曰:“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可见,贾谊的思想对汉文帝影响之深,以及汉文帝对儒士的重视,对儒学思想的重视。 

汉文帝的治国思想处处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仁政色彩。汉文帝以文治国,自觉将儒学思想贯彻到治国方略中。“仁政”的治国理念是孟子在儒家先贤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仁政”是儒家所大力提倡的明君贤主应有的理想治国思想。汉文帝正是践履着儒学提倡的仁政的宗旨,施行仁政。文帝关心弱势群体,关爱臣民。继位之初,即下诏“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同时遇有灾年,即“发仓庾以振民”(《汉书·文帝纪》)。文帝还宽减刑罚,废除肉刑,文帝元年即废除相坐律,二年五月又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十三年下令废除肉刑。文帝还将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农本、民本思想贯彻到治国政策中。文帝在位期间,采取重农、劝农的政策,多次下诏劝农耕作,谓“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汉书·文帝纪》)并采取轻徭薄赋、鼓励农业发展的措施。于汉文帝十三年,下诏免田租。在对待战事上,文帝也从顺应民心、安民保民出发,尽量避免战争。总之,儒家思想在汉文帝的文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文帝朝出现前所未有的安定繁荣的局面,儒学的功劳不可抹煞。而儒学在政治上的日益有用性更是完善了自身,加快了儒学的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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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贤和用贤上,汉文帝也是遵循儒家尚贤取能的思想,推行贤人政治,并开创了新的求贤取士之法——察举制。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二年十一月下求贤诏:“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十二年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后十五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文帝察举取士的一般步骤是:皇帝下诏,指定举荐科目,丞相列侯公卿及地方郡国按科目要求荐举人才,皇帝亲自对被举者进行策问,按对策高下,区别授官。文帝时开始的察举制,成为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武帝之后成为汉朝人才选拔的一项制度被固定下来。察举制的出现,对于选拔出更优秀的儒士提供了一条有利途径,儒士在通往政治舞台的道路上更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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