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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刘秀之比较

[作者:马艳辉]  [2012/2/13]
摘要: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作为开国之君和中兴之主,历来为后人所关注和比较。作为文学家的曹植撰《汉二祖优劣论》盛赞光武帝。而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则对曹植所论予以驳难。他们的分歧在于前者较多地考虑光武帝个人才能,后者则强调众多人才的作用。这种分歧,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观察问题的方法。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不安,光武帝作为“中兴”之主大为史家所关注和“热评”,自有其历史原因。因此,曹植所论,亦非偶然。 

关键词:曹植;诸葛亮;刘邦;刘秀;比较 

中国古代君主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与历史地位,历来受到学人的关注,并成为重要的研究和评价对象。曹植和诸葛亮是同时代人,又身处不同的政治集团,他们在对汉光武帝的评论和汉高祖与汉光武帝之比较方面多有异同。这给后人留下一些思考的空间和启示。这篇小文对此发表一点初步的认识,向史学界师长及读者朋友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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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曹植之论 

曹植建安年间作《汉二祖优劣论》,以问对的形式将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作比较,论其长短、优劣,认为汉光武帝胜于汉高祖。综其所论,其根据是: 

第一,曹植首先从“时势”的角度对汉高祖和汉光武帝进行比较,认为汉光武帝之得天下要比汉高祖艰难。他写道:“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长,身自亡徒。招集英雄,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曹植认为汉高祖起兵于秦之暴政所激发的社会动乱,后虽被项羽逼处巴蜀一隅为汉王,但在汉元年(前206年)进入关中后,所面对主要对手为项羽,乃“诛强楚”而定天下。而汉光武帝所面对的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时势”:王莽称帝改制失败引发农民起义,“当此时也,九州鼎沸,四海渊涌。言帝者二三,称王者四五”。除了绿林军拥立刘玄为帝占领长安外,还有赤眉军拥刘盆子为帝,卜者王郎在邯郸称帝。另外,还有一批割据势力拥兵自立,如“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又别号诸贼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曹植看到汉光武于建武二年(26年)定都洛阳称帝后,所面临的十分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一方面要镇压农民起义军余部,一方面要对付地方割据势力。正因为如此,曹植认为汉高祖面临的“时势”要比汉光武时为易,而汉光武帝能在艰难复杂的“时势”下实现“中兴”,其艰难、复杂局面超过秦汉之际,其才能、智慧自然要优于汉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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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曹植又从汉高祖和汉光武帝的个性特征出发,结合具体史事,将两人加以比较,揭示前者之德亦不如后者。他评论汉高祖“业流后嗣,诚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肯定刘邦建立西汉皇朝的功业。同时,又指出汉高祖在待人接物上,“名不继德,行不纯道。寡善人之美称,鲜君子之风采”,甚至曾经“惑秦宫而不出”,又“窘项座而不起”,在同项羽的争战中不顾其父之生死,“于孝违矣”。曹植认为,这些行为都是“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曹植还批评刘邦在对待吕后问题上的“寡计浅虑”,以至于弄到“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鸩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赵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的地步,这也是刘邦的重大过失。当然,曹植也并非全面否定高祖,他认为汉高祖知人善任,对有才能的臣下,“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所以还是能“兼天下而有帝位,流巨勋而遗元功也”,不然,“斯不免于闾阎之人,当世之匹夫也”。总的说来,曹植认为刘邦行事“阙于微细”,不重“诗书礼乐”,轻视“士人”。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曹植在对汉高祖作评价时,既肯定他在历史上的功业,又批评他在德行上的欠缺,注意将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相结合,尤其是对刘邦“创业”、刘秀“中兴”时之客观形势的剖析,确有独到见解,从而做到了对汉高祖的全面评价。 

与此相对的是,曹植对汉光武帝的评论,重点强调其德行。他称赞汉光武帝说:“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又说:“汉之二祖,俱起布衣,高祖阙于细微,光武知于礼法。”曹植在对汉光武帝的“德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的同时,又分析汉光武帝在“德行”上与汉高祖的明显区别:是否“知于礼法”。 

此外,曹植认为,在个人才能上汉光武帝也高于汉高祖。他指出:刘秀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在昆阳之战(23年)中以少胜多,“破二公(王邑、王寻)于昆阳,斩阜(甄阜)、赐(梁丘赐)于汉津”,导致“军未出于南京,(王)莽已毙于西都”,对绿林军入长安和王莽覆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重新实现政治统一的过程中,刘秀能够“克东齐难胜之寇,降赤眉不计之虏”;在壮大自己势力的过程中,采取不同的策略,“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使“彭宠以望异内陨,庞萌以叛主取诛,隗戎以背信躯毙,公孙以离心授首”,故而“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曹植在强调汉光武帝的“多谋善虑”时,虽没有直接提到汉高祖,但联系到上文中他曾说汉高祖“寡计浅虑”,在汉光武帝的光焰照耀下不免黯然失色。 

第三,曹植还从汉高祖、汉光武帝所拥有的人才对他们进行比较。他认为汉高祖手下人才济济,“皆古今之鲜有,历世之希睹”,汉高祖“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所以能“兼天下而有帝位”。对于汉光武帝手下人才,曹植评论说:“战克之将,筹划之臣,承诏奉令者获宠,违命犯旨者颠危。故曰:建武之行师也,计出于主心,胜决于庙堂。”他认为在汉光武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主要是其个人才能在起主导作用,与汉高祖相比,“量力则势微,论辅则力劣”。故而汉光武帝“将则难比于韩(信)、周(勃),谋臣则不敌于(张)良、(陈)平”,所以汉光武帝具有突出的才能,以领导自己的属下完成统一大业。曹植在此突出强调了汉光武帝的个人才能,显然对其有不少溢美之词,不免拔之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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