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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立乐府时间考

[作者:龙文玲]  [来源:学术论坛]  [2012/2/13]
[摘要]汉武帝何时立乐府是中国乐府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经考证,汉武帝在建元六年至元光元年间已赋予乐府搜集管理地方乐舞的职能,并组织专人为郊祀典礼制作乐歌,其立乐府的时间,应在元光二年前。 

[关键词]汉武帝;立乐府;时间 

学术界在论及汉武帝立乐府时,常引《汉书》的这些记载:“《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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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记载中所说的汉武帝“立乐府”,并非指乐府机构为武帝所创立,而是指乐府机构到武帝时得到重新定位,其职能在原来专管相关乐舞和乐器的基础上有所扩大,对此,学术界已有较多论述①。然而,汉武帝立乐府的时间却是今存文献语焉不详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问题。由于这涉及汉武帝立乐府的目的、汉《郊祀歌》十九章的创作和西汉乐府民歌的采集等重要问题,故不可不辨。 

一、汉武帝立乐府时间众说 

关于汉武帝立乐府的时间,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始于元狩二年(前121)②。此说由吕祖谦《大事记》提出:“汉孝武皇帝元狩二年……立乐府,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第二种观点认为始于元狩三年(前120)。此说由司马光《资治通鉴》提出:“元狩……三年……得神马于渥洼水中。上方立乐府,使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弦次初诗以合八音之调。” 

第三种观点认为始于元鼎六年(前111)。此说由王益之《西汉年纪》提出:“元鼎……六年……上既灭南越,嬖臣中山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下公卿议。……于是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文士数十人造为诗赋,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张自敷《纲目续麟》卷四、李文初先生《汉武帝之前乐府职能考》、张永鑫先生《汉乐府研究》与之同。其中以张先生辨析最详.他在解释了立乐府“应该包含着武帝始定郊祀之礼与立于乐府这样两层意思”之后,认为:“从武帝元鼎四年十一月立后土祠,元鼎五年十一月立泰一祠,灭南越在元鼎六年春的时间看,则‘定郊祀之礼’当在元鼎六年后”,于是“决定由乐府来管办郊祀之礼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是从元狩起至元鼎六年间。此说由倪其心先生《汉代诗歌新论》提出:“乐府建置似非一次下诏完成,而是逐渐扩展,有个过程。……时期约从元狩起,至元鼎六年。” 

以上四科不同观点否符合事实,还需——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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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第三种观点。此观点支持者多,辨析也较详,其主要论据就是《汉书·礼乐志》的记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就这段话的行文逻辑看,立乐府是在武帝定郊祀礼之后。据《汉书·武帝纪》,郊祀礼中重要的祠太一、后土仪式到元鼎五年(前112)方完备,那么立乐府自当在元鼎五年之后。然而,《礼乐志》这段记载的准确性却值得推敲。《礼乐志》称:武帝立乐府时用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以协律,又举司马相如等作十九章之歌,然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按《武帝纪》:“元鼎……四年(前113)冬十月……东幸汾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雎上”,则司马相如当卒于元狩六年(前117)。既如此,元鼎六年立乐府时,司马相如已卒七年,焉得复生参与创作十九章?因此,如果承认司马相如参与了立乐府时的《郊祀歌》十九章创作,就必须把武帝立乐府的时间往前提,至少当在元狩六年司马相如去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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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吕祖谦提出的立乐府于元狩二年的观点。吕祖谦在《大事记解题》中解释道:“《通鉴》附于明年马出渥洼水后,今既从《本纪》载得马于此年,亦移立乐府于此。”可见他把立乐府时间系于元狩二年,与司马光一样,是根据出马时间而定,因此,可将此说与司马光观点放在一起论说。 

司马光把汉武帝立乐府的时间系于元狩三年,自可解决立乐府与司马相如卒年的矛盾。然据《史记·封禅书》“(元鼎六年)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说明李延年是在元鼎六年春方得见,不当与司马相如作歌同时。为解决这一矛盾,司马光借用了《史记·佞幸列传》“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的记载,把李延年谱曲之诗当作“初诗”,即司马相如去世前的作品,这似乎解决了矛盾。同时,他又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辨析道:《天马歌》(其一)创作时“虽未立泰畴,或以歌之于郊庙,其十九章之歌当时未能尽备也”。认为元鼎五年立泰畴之前,武帝就已经作诗“以歌之于郊庙”了,《郊祀歌》十九章在元狩三年时虽不完备,然当时已立乐府管理新歌。但是,司马贞《索隐》明明注称:“初诗,即所新造乐章”,说明李延年是为元鼎六年后的新造乐歌协律,对此当如何解释?司马光并未作出回答。况且,武帝因获渥洼马作歌协于郊庙,只能说明元狩三年已立乐府,并不能以此作为元狩三年始立乐府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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