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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循行制度考述(二)

[作者:张强 杨颖]  [2012/2/13]
三、循行制度与经学及监察吏治、平理冤狱考 

循行制度发生重大的转折是在汉武帝时期。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折,主要是因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学说取代黄老学说成为官方学术。 

在汉武帝和儒生的共同努力下,六经作为先王政典即先王留下的统治大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 视,此后,“儒者奏议,皆可作经说读”。故唐晏指出:“汉儒通经以致用,盖无人不以经学为尚。朝廷法律,本之六经,故其时臣下奏议,亦纯本经义。”在武帝推动的基础上,汉宣帝石渠阁平议五经后,汉王朝开始出现以经治国的新局面。这一时期,“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此外,汉代有以经师为太子太傅或少傅的不成文规定。特别是汉元帝以后,帝师出任三公已成惯例,如黄霸、丙吉、韦贤、韦玄成等都是以帝师的身份出任三公一职的。又如东汉龙亢桓氏、弘农杨氏等因精通经学而数代充任帝师,进而成为世家大族。以至于“遗子黄金满箴,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成为社会的普遍看法。这种隋况直接影响到汉帝循行诏书的书写格式。如元狩元年(前122),汉武帝颁布循行诏书时写道: 

朕闻咎由对禹,日在知人,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盖君者心也,民犹支体,支体伤则心懵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已赦天下,涤除与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盹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甚怜愍焉。(《汉书·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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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通过罪己对淮南、衡山二王叛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在此基础上,引用《诗》申明安抚百姓的决心,以强调君主与百姓之间的血脉联系。这种行文在汉代君主颁布的循行诏书中几乎成固定格式。不难看出,汉代君主通过引称六经即研习《诗》、《书》,传达了以经学思想指导循行的基本理念。 

当经学成为派员循行郡国的指导思想以后,关注天灾人祸,以灾异学说省察和纠正政治上的偏差也成了派员循行的重要理由。纵观汉武帝以后的政治特点,一方面继续以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为国家宗教理论,另一方面儒生以五德终始说所倡导的灾异学说阐释六经,从而为汉儒提倡以经治国提供了新的内容。 

历史的角度看,秦汉信奉的五德终始说为阴阳五行理论的集大成者。五德终始说主张在推演五行的基础上,以土、木、金、火、水相克的原理来阐释社会运动规律,用灾异学说来解释社会现象。《吕氏春秋·应同》云:“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见祥乎下民。”反之,君主失德,上天将遣灾异以示警。一般认为,《吕氏春秋·应同》中的灾异学说源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对此,前人多有论述。如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先生认为,五德终始说的核心内容在《吕氏春秋》中得到了保留。灾异学说直接影响到董仲舒《公羊春秋》学的构成。董仲舒除了著有《春秋繁露》外,还著有《灾异之记》、《公羊董仲舒治狱》(前者记载于《史记·儒林列传》,后者录于《汉书·艺文志》)等,这些著作为时人所瞩目,对汉代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书·五行志上》云:“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大体上道出了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在汉代学术史上的地位。董仲舒以阴阳理论诠释《公羊春秋》,建立了用灾异学说省察政治清明与否的纵横坐标。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到:“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从表面上看,董仲舒回答汉武帝策问时的思想武器是《公羊春秋》,其实,这一思想的表达是以灾异学说为内核的。正如纪昀等论及《春秋繁露》时指出的那样:“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在董仲舒的努力下,汉儒结合阴阳五行中的灾异理论对六经进行了新的阐释。这一思想为汉帝派员循行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

汉帝派员循行郡国虽常因察看灾情而起,以赈灾、安民等为内容,但其中包含的重点是考察政治上的得失。成帝鸿嘉四年(前17)的一次循行诏书中写道:“数敕有司,务行宽大,而禁苛暴,讫今不改。一人有辜,举宗拘系,农民失业,怨恨者众,伤害和气,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朕甚痛焉。未闻在位有恻然者,孰当助朕忧之!”在此诏书中,水旱灾害与官吏苛暴之间,被赋予逻辑上的联系。汉代是神学知识盛行的时代,灾异学说作为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流,不但影响了社会群体的思维能力,而且形成了强大的支配力量。在这一知识背景下,派员循行的直接原因虽与自然灾害相关,但因信奉灾异学说,其安民之举又与省察政治以及君主自谴或罪己拧结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自然现象如日蚀等往往被解释为五行失序的灾异现象。《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云: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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