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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的典范——汉文帝治国之策评析

[作者:成国雄]  [2012/2/13]
摘要:汉文帝厚赏诸侯、重农轻赋、宽刑减法、举贤重谏、勤俭节约、慎战和亲、亲民爱民、反躬自省,施德惠于社会各个阶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称得上以德治国的典范。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汉文帝的德治精神仍不失为治国理政的一面镜子。 

关键词:汉文帝;德治;典范 

吕后死后,太尉周勃与丞相陈平等人平定了“诸吕之乱”,迎立代王刘恒为帝,这就是汉文帝。汉文帝尊崇儒家思想,行施德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贤君。汉文帝确实称得上以德治国的典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加恩厚赏,优扶诸候 

文帝巩固帝位后,宣布“列侯从高帝入蜀、汉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故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定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驷钧为清郭侯”“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后来,又有很多皇子立为诸侯王:刘辟缰为河间王、刘章为城阳王、刘兴居为济北王,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文帝大封诸侯王,一方面是为了对刘氏宗族、朝中重臣拥立之功的知恩图报,另一方面也是广施恩惠,笼络权贵,扩大政权的基础。后世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文帝分封诸侯太滥、对诸侯礼遇太厚、管制太松,才酿成了后来诸侯势力日盛,导致了七国之乱的发生。其实,汉文帝对同姓诸侯并非一味迁就,他听取群臣意见,对于擅违法度、谋反作乱的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等分裂势力采取果断措施,削掉王位,坚决镇压;而对于谋反的胁从者,则予以宽大处理,赦其罪过。当时有民谣:“一斗米,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缝,兄弟二人不相容。”这种对文帝做法的误解正好衬托出汉文帝内心的矛盾。所以汉文帝又对刘长的三个儿子分封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以作为对已死兄弟淮南王的告慰。这种刚柔相济、恩威并用的的作风无疑对于慑服各诸侯、统领全国起了很大作用。难怪,在《史记·孝景本纪》中,司马迁对汉文帝和汉景帝处理诸侯国的措施进行了如此的对比:“汉兴,孝文施大德,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纵而西向,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天下怀安。”盛赞汉文帝的明智之举,而对景帝、晁错对待诸侯王的做法进行批评。后来的史学家多认为司马迁的评论有失偏颇,其实,如果注意到当时的形势,文帝宽厚对待诸侯而使天下晏然,而景帝对待诸侯刻薄寡恩以及削弱诸侯过程中不注意缓急轻重导致“七国之乱”的发生,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司马迁的看法很有道理。 

二、重农轻赋,发展生产 

汉初,由于战争的破坏,土地荒芜,饥民遍野。到汉文帝时这种局面仍很严重。为彻底扭转这种局面,他采纳贾谊以农为本,富安天下的建议,诏开藉,并亲耕为吏民作表率。至九月,他又下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以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以劝之。”为使吏民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文帝于公元前167年连续两次下诏曰:“农,天下之本, 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籍宗庙粢盛。”,皇后亲桑以供祭服“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为促进农业生产,他还下诏奖励力田者,并采纳晁错的贵粟建议,准许民众以粮买爵、赎罪。

汉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是君臣齐心,重视农耕。恢复了春秋时代国君在春天带头耕种农田的制度;下诏斥责那些轻视农业的官吏;规定哪里发生天灾,官府必须赈济;对缺少粮种或口粮的农民,县府要负责借贷。其次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汉文帝继位第2年,下令免除田租之半,由汉朝初年的“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甚至有几年干脆完全取消地租;人头税由每个成年人120钱减为40钱;成年男子服徭役由1年1个月改为3年1个月。上述这些举措,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 至武帝之初,百姓安居乐业,家家丰衣足食;大街小巷,牛马成群。 

三、宽刑简法,体恤苍生 

汉文帝在位期间,为施行德政,在刑罚方面具体采取了如下几方面的措施。坚决取消严刑苛法,正法省刑,宽慈待民。连坐法是封建社会最残忍、最无人道的法律。汉文帝即位不久,便下诏取消连坐法。他对司法官员说:“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随即,有司奉诏,“除收帑诸相坐律令”。诽谤妖言罪,是封建社会专制者禁人之心,钳人之口,以言论、思想惩罚民众的残酷刑律。汉文帝深知这一刑律的弊端,下诏废除诽谤妖言罪,让老百姓放言讲话。他指出:“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页对犯人施肉刑,也是封建刑法残酷性的表现之一。当时汉代刑律承接秦汉,有劓、宫、刖等肉刑。一旦犯法,就要残人肢体。对此,文帝早就不满。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意犯法当刑。其小女儿缇萦上书文帝哀求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阅后,便下诏废除肉刑。他说:“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汉文帝还多次大赦天下,使众多刑徒得以释放或减刑。同时,加强教化,以仁德教育吏民。使“吏安其居,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 “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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