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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以曲取士”新解

[作者:庞飞]  [2012/2/13]
摘要:元代“以曲取士之说自明代以来就屡有争议,至今仍未有定论,本文将“以曲取士”的观念置入古代科举制度与审美文化变迁的互动关系中进行考察,指出代表俗文化的戏曲有悖于通过科举取士以控制意识形态为本的官方立场,“以曲取士”说难以成立。 

关键词:“以曲取士”;俗文化;科举制度 

元代最为兴盛的艺术门类非戏曲莫属,借鉴唐代以诗取士推动唐代诗歌繁荣局面之直接经验,自明代臧懋循始,就陆续有人提出元代“以曲取士”的观点,赞同者颇多。如同时代的沈德符、沈宠绥、程羽文,清代的吴梅村等都持此说。同时,反对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如近代的戏曲大师李渔、王国维都认为以曲取士乃穿凿附会之说。但直至近年,仍有学者不断提出新证说明确有此事,看来元代到底有没有“以曲取士”,仍是学术界存有争议的一个问题。笔者在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与审美风尚的变迁这一主题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发现对此问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进行思考,其结果显示元代以曲取士只是明代人意欲抬高戏曲地位的一种穿凿附会之说。 

一、“以曲取士”说之简要回顾 

回顾元代“以曲取士”的相关争论,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点: 

首先,有关元代以曲取士设十二科的说法。这种说法首见于明代万历年间的臧懋循。他在《元曲选·序二》说:“元以曲取士,设十有二科,而关汉卿争挟长技自见,至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吾家生活倡优而不辞者,或西晋竹林诸贤托杯酒白放之意”、“不然,元何必以十二科限天下士,而天下士亦何必各占一科以应之?”又说:“元取士有填词科。若今括帖然,取给风傒寸晷之下,故一时名士,虽马致远、乔梦符辈,至第四折往往强弩之末矣。或又谓主司所定题目外,止曲名及韵耳,其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故多鄙俚蹈袭之语”。自此之后的许多明代戏曲家持此观点。他们往往根据以上说法附和臧懋循,如沈宠绥等人。他们的观点大都直接来自臧懋循,却并未为此观点提供新的证据。关于元以十二科取士的说法,颇不可信,今人许慈晖、吴小洪在《“元以曲取士”众家说考辨》中就给予有力的驳斥,认为这种说法源自明初朱权所编的《太和正音谱》中对元杂剧所作的十二科的分类,此“科”与科举考试中“科目”的所指是完全不同的,此说十分可信。 

第二,关于马致远得举“曲状元”是否属实的问题。(其记载见于天一阁本《录鬼薄》贾仲明补挽词云:“万花丛里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四方海内皆钦羡。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对此,建国初期谭正璧与周妙中先生曾进行过深入地探讨。针对谭正璧先生所提出的马致远曾“以曲得士”的问题,周妙中先生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争论似乎可以休矣。但今人朱建明在《马致远生平材料新发现》中提供一则新材料补证,清光绪十四年(1886)刊印的《东光县记》卷十二《杂稽志·识余》中有关马致远的碑文著录为:“先生于元季应词科取进士,由司教而县令,而部署。”笔者认为此条并不可信。因为结合元代两次科举的时间来看,马致远应举词科的可能性很小。元太宗开科之时,他尚未出生;而在元仁宗开科仅七年他概已去世,况且此时开科还是废诗赋,不取文华之士的。因此,此事只可能是当时人对科举不兴的一种心理补偿。“状元”自唐以来,一直被当作对才能优等之士的恭维之辞,马致远以曲胜,名扬天下,被誉为作曲第一人,称之为“曲状元”并非过誉。 

第三,关于为何元史不载“以曲取士”的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明确的判断:“其论元人未来南宋以前,以杂剧取士,核以元史选举志,绝无影响,乃委巷之鄙谈。”但也有人提出,《元史》作者为迎合明初统治者重振儒学的需要,所以故意略去了很多部分。笔者认为虽然明初统治者重视儒术,但并非完全反对戏曲。相反,他们对那些能够传播封建纲常与伦理道德理念的作品是大力提倡的,《元史》作者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而妄作缺省。 

在大量的资料及事实面前,许多人肯定元代“以曲取士”为穿凿附会之说,如李渔、王国维、郑振铎等先生对此都持非常肯定的语气,并且当代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也多不采用此观点,似乎对此问题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2004年,胡淑芳博士根据她对金元时期词科的考证,提出“以曲取士”存在的可能性极大,许慈晖、吴小洪二人也认为此问题还有待讨论,看来这个问题仍有深究的必要。 

二、对元“以曲取士”是否存在的新解读 

胡淑芳详细追溯了这一问题形成以及争论的来龙去脉,并对前人“以曲取士”不存在的断言提出了大胆置疑:“以曲取士”不可能存在于全元时期,但可能存在于某一阶段,如元太宗时期的科举选士中。她举出若干例证,其核心证据认为元太宗时期的科举考试体制完备,其中最主要的特征是以经义、词赋、论三科取士,而这些体制乃是承金代而来,金代也曾以词赋科取士。根据时人所载,“词”与“曲”在当时是同一观念,所以以词赋取士可能就是以曲取士的前身。这样她不仅认为元“以曲取士”的可能性极大,更把“以曲取士”的可能时间提早到了金代。但仔细考辨,这种说法也有可商榷之处,其中最关键的是“词赋科”到底为何?笔者并非要怀疑胡博士所引文献的确凿性,但其适用性则确实可疑。因自宋以后,“词”、“曲”在某些时代某些领域确实被认作是同一种文体,但众所周知,科举考试之科目,自唐宋以来便代代沿袭,大体相似,此处所谓“词赋”,并非时人所谓之“曲”,而仍是传统诗赋取士中注重文辞的反映。词科的设置自唐以来就有,如唐代设有“博学宏词科”,而宋亦设“词科”与“博学宏词科”。按《金史·选举志》中的记载:“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由此可知,金代科举体例承于辽、宋,词科只是对文学才能优异者的统称,而并非指“曲”。再者,胡文没有注意到金代以词赋取士的考试内容仍是诗、赋、策论各一道,“府试之期,若策论进士则以八月二十日试策,间三日试诗。词赋进士则以二十五日试赋及诗,又间三日试策论。……会试,则策论进士以正月二十日试策,皆以次间三日,同前。御试,则以三月二十日策论进士试策,二十三日试诗论,二十五日词赋进士试赋诗论,而经义进士亦以是日试经义,二十七日乃试策论。”此处材料即已明确表明:词赋科所试内容为诗与赋,而不是胡淑芳所谓之“曲”。时人苏天爵《节轩张先生墓碣铭》中也说:“我国家抚有中夏,乃用金宋贡举旧制试士,中选者复于家,先生两试于乡。初以明经擢前列,又以诗赋冠多士,而声闻日彰彰矣。”即使是在金章宗设宏词科时,也有着详细规定,考试项目也是诏、诰、章表、露布、檄书等,皆用四六文;诫、谕、箴、铭、序、记等,或依古今,或参用四六,与当时通俗文学之“曲”则是绝无干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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