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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的僧人群体及其法律规制

[作者:任晓兰]  [2012/2/13]
摘 要:明代将僧人群体的管理纳入了世俗的行政体系,在保护佛教的同时,也创设了大量针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并采用度牒制度控制僧人群体的整体规模。同时,明代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呈现出泛伦理化的特征,而僧人群体构成的日益社会化,僧人自身行为的渐趋低俗化,不仅损害了僧人群体的整体社会形象,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僧人;律例;泛伦理化;法律规制 

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曾出家为僧,深知只有对佛教加以整顿和限制,才能使之更好地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可以说,有明一代不仅将僧人群体纳入了世俗的行政体系,创设了大量针对僧人的法律规范,而且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出现的僧人群体,也在明代社会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明代统治者针对僧人的法律规制的得与失,不但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而且值得深入思考。目前学术界关于明代僧人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度僧问题以及统治者的宗教政策等研究领域,而从法律规制的角度将僧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加以研究则更有助于理解明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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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对僧人群体规模的法律控制 

明太祖认为:“夫僧者,立身于物表以化人,初不可烦以官守也。然而聚庐以居,合众而食,钱谷有出纳,簿籍有钩稽,不有所司,何以能治?故历代不废。”。这种理念也必然会将僧人群体的管理纳入到世俗行政体系。为了加强对僧人群体的管理,早在洪武元年(1368)就在全国设置了僧司衙门善世院,授僧觉原慧昙为演梵善世利国崇教大禅师,为全国最高僧官,“以僧慧昙领释教事蚍”洪武七年(1374),太祖又授来朝的印度僧人撒哈咱失里为善世禅师,“统领天下诸山,绳顽御恶”。虽然善世院在洪武十四年(1381)被裁革,但是由僧人出任僧官的制度被延续了下来,洪武十五年(1382),于礼部殴置僧司衙门,“在京日僧录司;在外府州县设僧纲道纪等司分掌其事,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而且,各级僧司衙门“专一简束”僧人,管理寺院,僧人除“犯奸盗非为”、“与军民相涉”等罪以外,“有司不许干预”。此后,由僧司衙门管理全国僧人的行政体系便确立了下来。 

事实上,明代统治者对僧人群体的社会作用并没有做出太过乐观的估计,虽然他们也认识到了佛教“仰僧善道,感化人纯”,并因而具有“善世利国”的功用,但是由于僧人可以免除赋税和徭役,势必会对社会的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在统治者看来,僧人群体“安坐而食,蠢财耗民”,而“究其所学,无益于国,而所食悉出于农”,加之很多来求度牒的人,其实是“假此以避有司差使,因此,社会中过量僧人的出现,难免会影响社会生产并加重社会负担,并不利于统治,明代历任统治者都保有一定程度的警惕,对僧人群体总体规模进行宏观控制也体现在政策法律中。 

首先,明代统治者用度牒制度控制僧道群体的整体规模。洪武五年(1372)太祖宣布给予现有僧人以新朝度牒,“时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凡五万七千二百余人,皆给度牒以防伪滥”,洪武六年(1373)又“度天下僧尼道士凡九万六千三百二十八人,僧道人数的激增,引起了统治者的不安,所以令”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择有戒行者领其事。若请给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洪武十七年(1384)进一步规定“三年一次出给度牒”,以期控制僧人群体的整体规模。与此同时,对僧道的年龄也作了严格规定,女子“四十以上者听,未及者不许”,男子则要求“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年二十以下来请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考其廉洁无过者,始度为僧。”永乐十六年(1418)又规定:“今后愿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许陈告有司,邻里保勘无碍,然后得投寺观,从师受业者五年后,诸经习熟,然后赴僧录、道录司考试,果谙经典,始立法名,给与度牒。”可以说,对于僧道的入行要求,既有年龄、性别的硬性限制,又有对其通经水平的软性制约,统治者为了控制僧道群体的整体规模,可谓是用心良苦。 

其次,明代的律典也相应地对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的行为加以了禁止。《大明律·户律·户役·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条规定:“凡寺观庵院,除现在处所外,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违者,杖一百,还俗。僧道,发边远充军;尼僧女冠,入官为奴。若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寺观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据沈家本的考证,“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这一条款,“唐日‘私人道’,而无私创庵院一层,明增改”。可以说,这条规范是明代统治者为了控制僧道的群体规模而新创制的。按照《大明律辑注》的解释:“僧道得免丁差。僧道多则户口少,自然之势。此辈不耕不业,衣食于民,岂可听其私自簪剃,以虚户口耶。故特禁之。”此后,《弘治问刑条例》规定:“僧道,府不得过四十名,州不得过三十名,县不得过二十名。若额外擅收徒弟者,问发口外为民,住持还俗。僧道官知而不举者罢职。”而《嘉靖问刑条例》进一步指出:“凡僧道擅收徒弟,不给度牒,及民间子弟,户内不及三丁,或在十六以上而出家者,俱枷号一个月。并坐罪所由。僧道官及住持,知而不举者,各罢职还俗。凡僧道虽未给度牒,有犯别项罪名,悉照僧道律例,从重科断。问该还俗者,查发各该军卫有司,收入籍册,各从本色当差,取具收管,附该卷查考。若仍于原寺观庵院,或他寺观庵院潜住者,并枷号一个月。僧道官及住持知而不举,各罢职还俗。” 

制有常度,法有明文,对于私自剃度者的处分可谓严厉,但是民间私自剃度的现象依然非常严重。永乐五年(1407)“直隶及浙江诸郡军民子弟,私披剃为僧,赴京冒请度牒者千八百余人”。永乐十年(1412)“近有不务祖风者,仍于僻处私建庵院,僧尼混处,屡犯宪章”。宣德二年(1427)时“天下僧道行童赴京请给度牒者,多系额外滥收,且不能经典者多”。此外,由于帝王本人对于宗教偏好的不同,在执行度牒制度的时候也往往带有很大随意性,使得明代僧人的群体规模常常失控。宣德三年(1428)曾破例给云南曲靖军忆府土僧善清等二百人度牒,认为“彼来自万里外,可不拘常例与之。”正统、景泰年间,专权的太监王振、兴安佞佛,大肆度僧,正统二年(1437)行在僧录司奏“将大功德等寺自宣德年间以后收养行童,不拘原额,请给度牒”最终4366人,“俱准给之”,以至于“释教盛行,满于京师,络于道骼,衡于郡县,遍于乡村”,到了成化年间,三次度僧计37万人,以至时人惊呼,“今之僧道,几与军民相半”。此外,随着明中后期几次鬻牒度僧现象的出现,更加使得明代僧人群体的整体规模总是在受控与失控之间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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