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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历

朱棣与北京

[作者:熊召政]  [2012/2/13]
一 

永乐二十二年旧历三月的一天深夜,北京城突然风雨大作,夹杂着阵阵惊雷。清晨,便有值殿太监向永乐皇帝朱棣报告:奉天殿左边的一角飞檐被雷暴击垮。 

朱棣一听,心中顿时升起不祥之兆。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被强调到绝对的地步。地震、灾害、雷击等等自然现象,都被看成是执政者的失误而造成。“上天示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的严重性在于:第一,只有统治者出了问题,老天爷才会震怒。所谓“天怒人怨”,便是这个道理。第二,统治者并不知道自己的失误在哪里,这就需要有智慧的人站出来为其指点迷津。鉴于此,朱棣立刻下诏求言。也就是说,他希望朝野明智之士为他找出雷击奉天殿的原因。 

很快,礼部主事肖仪的奏本送到御前。这位六品官员(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认为:奉天殿遭受雷击是因为迁都的原故。把国都从南京迁来北平,不但诸事不便,就连大明的皇脉也撂在江南。这是大不敬的事。 

朱棣看过奏本,震怒异常,他认为肖仪把迁都与雷击奉天殿联系起来,完全是蓄意诽谤。因此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内就作出了决定:命令锦衣卫将肖仪抓进北镇抚司大牢,不作任何审讯,就以“谤君之罪”而处以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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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没有完,肖仪的观点在官员中仍有不少市场。同情他的官员多半是科道言官。科指六科,道指十三道。六科是对应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成立的,是稽查六部的监察部门。六科总共的编制是四十人,每科的负责人称为都给事中,正七品。余者都称为给事中,正八品。十三道是对应全国各省,当时全国只有十三个省。十三道御史统归都察院管辖,御史的官阶同给事中差不多。两个衙门类似于今天的监察部和审计署,级别却要低得多。比之于今天,科道言官的级别也仅仅是县处级而已。但科道言官的权力很大,在明代,位居二品的六部尚书遭言官弹劾而受到惩处的不胜枚举。 

科道言官,一般都从年轻官员中选拔,这些人初涉仕途,尚不至于沾染太多的官场恶习,敢于弹劾不法权贵,因此历代皇帝对言官颇为倚重。 

但这次恰恰相反,对朱棣的迁都持异议的,多半都是言官。而部院大臣都是坚定的迁都派。这是因为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皇位后,对建文帝时的朝廷大臣作了一次彻底的清洗。经过二十余年的筛选过滤,现在的部院大臣,大部分都是“靖难功臣”,他们也都成为南方士族的仇人,因此利益上与朱棣是一致的。 

言官们都很年轻,与朱棣的“靖难”无关,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就事论事。认为皇上“轻去金陵,有伤国体”。朱棣对这些言官非常恼火。但不能像对待肖仪那样,一概杀之。于是心血来潮想出一个办法,让这些科道言官与部院大臣一起到午门外跪下对辩。迁都究竟好不好,让双方各述己见。 

当时,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午门外的广场上,言官与大臣分跪两边,个个都淋得落汤鸡似的,但谁也不觉得尴尬,也不觉得侮辱。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一天没有结果。朱棣让他们第二天再来午门下跪辩论。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朱棣在城楼上不温不火地看着。官员们冒雨下跪,不依不饶地争论着。这场景看起来有点滑稽,然而中国中世纪的政治,便是在这种滑稽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二 

朱元璋于一三六八年创立大明王朝。虽然定都南京,但似乎从一开始,朱元璋就觉得南京不是很合适。因为它偏安江南,对控制辽阔的北方十分不利。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了一个诏书,言道:“江左开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图治,广一视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为南、北京。”大梁即今天的开封。朱元璋出于战略考虑,提出设南、北两个都城。还有一说就是袭汉唐的旧制,将长安(今西安)列为都城。朱元璋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完成不了首都北迁的任务,便将希望寄托在懿文太子身上。谁知懿文太子早夭,定都关中的计划落空。方孝孺的《懿文太子挽诗》写道:“相宅图方献,还宫疾遽侵。关中诸父老,犹幸翠华临。”讲的就是太子曾去西安做迁都前期筹备工作的事。 

自秦开始,中国历朝的首都,大都建在北方。宋之前,长安、洛阳、开封都曾做过都城。其中以长安的时间最长。南中国如金陵、杭州、扬州等处,亦曾做过都城。奇怪的是,在南方建都的王朝,大都短命。而都于北方者,大都国祚长久。这皆因在漫长的历史中,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汉文明,始终受到西北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冲击。在冷兵器时代,汉人的温文尔雅怎抵挡得住“胡人”的铁马金戈。建都北方,主要是为了抵御异族的入侵。 

朱元璋灭元之后,却没有将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直接定为首都,仍然选中金陵营造他的皇城。这大概是因为朱元璋出生淮右,平生足迹未曾到过北方,而且骨子里头视“胡元”为异端,因此对元朝的都城从感情上厌恶。但是,从洪武二年起,他就对定都金陵产生了动摇。据说他就此事征求过刘伯温的意见,刘伯温告诉他:“南京城大抵视江流为曲折,以故广袤不相称,似非体国经野辩方正位之意。大内又迫东城,且偏坡卑洼,太子、太孙疑皆不禄,江流去而不回,山形散而不聚,恐非帝王都也。”这席话说得切直,也点到了朱元璋的痛处。他这个开国皇帝,最担心的就是皇祚不长久。他之所以让太子去西安考察迁都的可行性,大约就是因为刘伯温的话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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