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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历史再认识的几个疑难问题

[作者:王家范]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2/2/13]
摘要:20余年来断代史与专史积累的微观研究成果,亟需全局性的整合,用以更新和发展有关中国历史的通感。有了这种“总体史”作依托,明清史的认识眼光就有可能立足于比较高远的基础,避免高低不同的无谓反复。从有关“反欧洲中心主义”中国观、认识明清历史视角的变化以及明清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等方面,提出若干研讨性的疑难问题,以期深化对明清历史再认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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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明清/历史/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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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外史学动向观察,有关明清史再认识的问题,事实上已经被提出。特别是欧美“反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崛起,意欲颠覆中西历史评估的传统“标准”,使这一问题变得难以回避,而达成共识的难度也较以前大为增加。另外,“唐宋社会变革论”最近在我国唐宋史界再次引起热烈讨论,如何与明清历史承连,亦将引起学者关注,逐渐变成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全局研讨。这是一次极好的机遇。长期积累起来的,方方面面的微观研究,确实需要有一种全局性的整合,以便为考察前此中国的“总体”状态创造学术实践的平台。明清史再认识也只有在这种学术情景下,才会有新的境界出现。

一、有关“反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对明清历史重估的理解

欧美人看历史中国的好与坏,撇开因人而异、从来就非铁板一块的复杂因素外,从主流意识上说,它是因时而变,重心多次发生变化。无论是在中世纪晚期、启蒙时代或者“工业革命”时代,时高时低的评价,多般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境遇,“以我为主”,为其所用。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评价的取向与重点发生重大转移,才有了今天所说的“欧洲中心主义”居主流的中国观。19世纪60年代后,中日两国学界对此的反应颇为不同。似乎日本学界也有“以我为主”的意识,在“明治维新”成功后,对“欧洲中心主义”有所抗争,有“东洋史”等等话题的提出。

同样,20世纪后半期开始发生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转而对明清历史有诸多好评,中国学者也首先应当设法寻求理解。这里,除了西方社会内在的思想分化或思想变迁以外,2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极大地帮助了一些“反欧洲中心主义”者树立信心。因此,由他们引起的众多“问题意识”,除了历史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联外,也还包含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现实世界的关联。对后一点,有些史家注意不够。

“反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代表性的人物、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的作者华勒斯坦,在《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一书里,通过其写作的长文,发出了对现实的强烈反诘:“西方是否真的兴起过?或者说西方事实上是衰退的?它是否曾是一个奇迹,或者是一个沉重的病症?它是一项成就,或者是严重的失误?是理性的,或者是非理性的实现?是不寻常的突破,或者是不寻常的崩溃?我们是否需要了解其他文明以及其它历史系统何以会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加以限制?而这是预先设定好的状态,或者纯粹是意料之外的?①”最后一句,特别提醒:对于抑制资本主义出现的文明系统(华氏显然首先是指中国),要另眼相看。这里,华勒斯坦要表达的是有没有可能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条历史通道。至今为止,国内赞同“反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历史重新评价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思想背后的思想倾向,似是不应有的疏忽。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这种史学思潮可能产生的现实导向,有没有清醒的认识,以及如何明智地应对。

我们对“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应对,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研讨。

第一,基于事实的层面:“反欧洲中心主义”有强烈的重新解读历史的冲动,因此他们在重新解读甚至想颠覆欧洲史旧体系的时候,特别注意吸收近年欧洲史研究对其有用的新成果。同样,他们也对中国历史的光明面、积极的成果非常敏感,很想把被“欧洲中心主义”遮蔽了的东西,展示于阳光之下。这两者对我们都有历史认识方面纠偏补全的冲击作用。由此启发,若要全面地进行明清史再认识,则需要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双向互动,难度将大大增加。

由于“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提醒,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新反思,力求更全面地看待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但是,应该引起警惕的是,不能以一偏纠一偏。对“反欧洲中心主义”背景下出现的许多新的历史判断,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事实层面上需要独立地省视,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注重实证,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在实证方面,我们应该拥有西人难以替代的本土优势。这种新的西潮,应该成为激励我们更细致全面考察国史的强大动力,而决不是跟风而进,单纯变成另一声音的消极代言人。

第二,基于价值认同的层面:无论叫“资本主义”还是叫“现代性”,都不是完美的,它本身已经带来的社会病症,或者可能有的未来隐患,“反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棒喝,并非全然是危言耸听。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惊叹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断然丢弃长期学术积淀形成的历史比较“规则”,我们对历史发展的把握,会不会变得无所适从?至于更宏观的道德诉求,诸如物质与精神、效率与公平等等的不和谐,恐怕是一个永恒性的难题。在史学上过度的执著,会不会再度激活出新的“乌托邦”倾向?例如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后来有些国家找到了较好的内部解决办法,但它往往又是以把贫困包袱甩给别的国家为代价,转换成国际性的困局,从人类历史全局来看,仍然是一个大难题。因此,当我们进入历史评估时,往往需要有历史主义与价值观的平衡,而非执著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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