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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社会史的理论视野

[作者:张仁善]  [来源:中法网]  [2012/2/13]
【内容提要】历史的脚步迈进新的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正面临着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研究领域的拓宽双重挑战。加强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是应付挑战的对策之一。本文对中国法律史研究对象、社会史中的“长时段”概念与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社会结构与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社会阶层与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社会生活与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以及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方法等问题作了阐述,试图构建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一、中国法律社会史的研究对象

20世纪80年代初敲响的“史学危机”警钟至今尚未解除。危机感的临头,已引起史学工作者的高度警惕,并将它化作强大动力,努力拓展研究视野,文化史、社会史、心态史等领域均有一批力作问世。对于法律史研究者来说,21世纪的路程不能说已经平坦无滞,研究理念、研究视野、研究手段等方面的危机与挑战依然存在。惟有正视危机,敢于迎接挑战,方能有所突破,不断出新。开展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将是克服危机、迎接挑战的对策之一。

以往中国法律史研究,多以政治制度史为线索,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为单位时间段,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大大小小的中国法律史或法制史教材足资 佐证。这种按阶级形态划分历史的方法,源起于本世纪二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史(与本文所讨 论的法律“社会史”概念有区别)大讨论,是适应革命斗争需要而出现的,是政治斗争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反映。50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期间,“阶级斗争”的特殊地位把“ 影射史学”、一味为政治服务的史学研究推向极至。为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史学重心集中 于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五朵金花” 上。历史阶段的划分及历史研究的重心的确定,使法律史研究也落入了一个简单的认识窠臼 :法律史发展与社会性质的发展是同步的,其阶段划分就是社会性质分;国家是一个阶级压 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法律是上层建筑,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因此是阶级压迫工具;对法律 功能的界定,集中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压迫被统治阶级上。贯穿法律史的线索是导致王朝 兴替的政治、军事等事件,法律的阶级压迫功能乃是法律史界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

众所周知,从夏商以后的每个朝代,几乎都有一大堆关于法律的文字记载,作为传统律学 家,可以只关心法律条文上写的什么,也就是它的面值有多少,但作为法律史学家,不但应 注意它的条文,更应该注意法律条文产生的动因是什么,实际功能有多大,实践的效果如何 ,哪些因素在影响法律的功能的发挥,也就是说法律面值的实际购买力究竟有多大。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人类首先必须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 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历史上法律固然是国家政治重要组成部分,但法律并不总是围绕统 治阶级或个别帝王打转,更是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规范,是社会组织的依据,是民众心态的 反映。法律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最庞大的社会客体——中下层民众,离不开日新月异的社 会生活,离不开缓慢变迁的社会结构,离不开民众对法律的顺逆情结。研究中国法律史,如 果不把视角更多地转向社会中下层的社会生活,转向影响法律变化的最基本社会结构,很难 跳出政治制度史的框子。

典章制度的产生或消亡,原因是多方面的,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内因,即看它赖以生存的“ 土壤”更变与否。这种土壤就是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文化典章制度与其所处的社会必须适 宜才会存在下去。古代晏子说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 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注:《晏子春秋校注》卷6,《内篇杂下》第六,《诸子集成》第4册,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 版,第159页。)马克•布洛克(Marc Block)也说过:“小小的橡子只有 在遇到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这些条件完全不属胚胎学的范围)时,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注:[美]马克•布洛克:《史学家的技艺》,转引[美]周锡瑞著,张俊义、王栋译:《义和 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页。)没有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橘子就变味,橡子就难以成材。橘橡如此,法律制度亦然。

一位著名欧洲法律社会学家提出:“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于立法,不在于法律科学,也不 在于司法判决,而在于社会本身”。法律变更有一个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即 破除旧律后,树立什么样的新律。因为法律的确定性决定了它既可以把一种新的法律置于一 种社会、文化中,也可以通过对社会、文化秩序的重新组合巩固和加强旧规范。(注:参见[美]埃尔曼著,贺卫方、高鸿钧译:《比较法律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1990年版,第9页、69页。)破除一 种 法律,必须同时创建一种更适合时宜、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乃至政治秩序的新法律,只有在 新法律的灵活性、进步性力量压倒旧法律的僵化性,保守性势力之后,旧法律才会逐渐退出 历史舞台,新法律才会通行社会,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否则的话,“破旧立新”就 成了“空中楼阁”。历史上中国法律也始终存在“立新”与“破旧”的问题。但“新”能否 立成,往往取决于“新”法是否与社会、文化、政治相适应;即使是移植外来法律文化,也 要有能使其植根的土壤气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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