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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汉族与女真族的马市贸易

[作者:萧国亮]  [2007/1/24]
第二,马市开市日期的增加。据《万历大明会典》卷129规定:辽东马市,“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开二次。各夷止将马匹并土产货物,赴彼处委官验收入市,许赍有货物者,与彼两平交易。”可见开市日期已比明初增加一倍多。而实际开市日期则比明朝政府的规定还要多。据辽宁省档案馆明藏档《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两表册》的不完全记载:万历十二年马市每月开市日期为初二、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十、十二、十三、十五、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由此可见,在万历年间马市每月开市日期至少也有十七天之多,较之明初,增加了三、四倍。马市开市日期的增加,延长了女真族与汉族进行贸易的时间,反映了马市贸易的发展。

第三,马卞中交换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加。如人参一项,虽然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交易数量。但是,据《武备志》一书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7年)明朝御史熊延弼禁绝对建州女真的马市贸易,二年之内,建州女真腐烂了十余万斤的人参。由此观之,仅是建州女真一部,每年通过马市贸易至少要输出人参五万余斤之多。同时,通过马市贸易汉族地区输入女真地区的铁器数量也十分巨大。如成化十二年(1476年),明朝政府曾下令严禁铁器,

输入女真地区,结果使得女真各部“男无铧铲,女无针剪”[29],但是,到了明代后期,马市贸易的发展冲破了明朝政府的禁令,在万历年间,仅一次马市,就成交铁器铧子四千二百九十二件[30]。马市交易商品数量的增多,是马市贸易发展的最好证明。此外,马市交易商品的种类也有所增加。如烟叶,虽然从海外引进不久,马市上却已有出售,“烟草出自闽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人至以匹马易烟一斤,法轻利重”[31]。

第四,到马节贸易的人数也日益增多。明代后期,女真族来马市贸易,每次入市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而万历十二年,海西女真都督猛骨孛罗,歹商等从广顺关入市,一次竟达—千一百人之多[32]。据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明档的不完全统计:自万历十一年七至九月和十二年一至三月的半年时间内,女真族各部前来开原镇北关、广顺关马市进行贸易的人次达一万一千八百七十四之多。与此同时,汉族商人来马市进行贸易的人数越来越多。据《满洲实录》卷四记载: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攻取抚顺后,“有山东、山西、涿州、杭州、易州、河东、河西等处商贾十六人,皆给路费,书七恨之言付之”。由此可见,当时在马市进行交易的汉族商人分别来自全国各地许多地区。三年之后,努尔哈赤攻下辽阳,“辽之商贾死者四五万人”[33]。这说明在马市进行贸易的汉族商人,人数是十分可观的。

上述史实,充分反映了明代后期马市贸易的发展状况。同时,亲眼目睹明代后期马市贸易盛况的诗人给我们留下了较为形象的生动描写.

“罍罍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眴。……夷货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眩,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忭”[34]读了这样的诗篇,耳畔仿佛响起了马市中的嘈杂声。诗篇详溢着汉族和女真族商民欢快高兴的心情和友好情深的气氛。

明代后期马市贸易的发展,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特点。第一是随着马市贸易的发展,明朝政府及其官吏对女真族商民的掠夺和敲榨加剧了。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政权利用其所控制的马市贸易,推行民族掠夺政策。明初,马市所征商税寥寥无几,明朝后期马市贸易发展后,明朝政府在马市所征商税也不断提高。兹将辽东马市商税税率增长情况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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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嘉靖十六年前所征商税为100。资料来源:《全辽志》卷3,《马市抽分》;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抽分清册》。

从上表可知,到万历年间,马市商税税率,最多的要比嘉靖十六年前增加三倍。此外,明朝政府的官吏在马市贸易中还要“强抑市价”[35],使女真族倍受经济损失。如弘治十二年,“广宁、开原、抚顺三马市,每遇夷人持马,貂诸物来市,被势家镇守等官纵令头目仆从减价贱市,十偿三四,夷人受其挫勒,扦阅积久,怀怨殊深,往往犯边”[36]。明朝官吏对女真族的掠夺,曾迫使他们多次起兵反抗,但结果往往遭到明朝官兵的镇压。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女真族后金国汗努尔哈赤率兵攻明之前,发布“七大恨”以誓师。在“七大恨”中,努尔哈赤针对明朝辽东官兵横行马市,勒买人参,强征貂皮的掠夺行经,义正辞严地指出:“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力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于态莫状”[37].所以,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政权对民族贸易的蛮横干预,是阻碍民族贸易发展的羁绊。

第二是随着马市贸易的发展,交易商品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在明初女真族从马市中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粮食、布匹等生活资料。到明代后期,女真族输入商品中铁制农具和耕牛占有极大的比重。据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明档记载,女真族商民到镇北关和广顺关马市交易,几乎每次都买耕牛和铧子,有一次交易耕牛达八、九十头,买回的铧子达一千一百三十四件之多。在明代后期,由于女真地区农业的发展,还能输出粮食等商品。如万历六年,建州女真在抚顺马市“换过麻布、粮食、马匹等货”[38]。与此同时,汉族仍在马市中输入大量的高级消费品,如人参、貂皮等。由于输入的商品性质不同,对双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说来,过多地输入高级消费品,对汉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高级消费品的输入,刺激了地主阶级消费欲望的膨胀,加剧了其对农民和其他生产者的封建剥削使得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另一方面,社会财富过多地用于消费,必然减少积累,有碍社会生产的发展。女真族输入大量铁制农具等生产资料,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对东北地区农业的开发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马市贸易的发展是汉族与女真族之间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的表现,反映了汉族与女真族社会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正在日益增强。正是由于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使女真族社会发展的进程完全离不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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