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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

[作者:张雪慧]  [2007/1/25]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中外历史学、语言文学、考古学等资料、特别是以往不太为人注意的原始材料,考查论述元代中国同高丽经过海、陆交通进行的多种渠道、不同形式和规模的贸易往来,种类丰富的进出口商品,及商业活动对双方社会风习和民众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元丽民间商人的交往更生动的反映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中国与朝鲜直接山水相连,自古以来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密切,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近年来已有不少相关的著述,(注: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其中论述了《十三世纪后半期至十四世纪元与高丽人民的往来和科技交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陈高华《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韩国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朝关系通史编写组《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蒋非非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等。皆或多或少地述及元丽贸易,可备参考。)但是对于元代中国与高丽之间的商业贸易,仍留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即试通过多方面的资料,展现元与高丽贸易的历史画卷。疏误之处敬希补正。



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是元代发达的海外贸易之组成部分。元丽之间贸易的发展与当时历史、地理条件、社会和政策的背景密切相关。首先,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大地经历了两百余年的宋、辽、夏、金对峙的局面,并拓展为地跨亚欧的蒙古帝国。以前各政权分立时交通道路上人为的界限、障碍为之一扫,干扰贸易的政治因素也不复存在,(注:宋与辽、金对峙时期,各政权关系紧张,相互防范、阻隔,宋朝与高丽的贸易往来就减少,宋又惧怕辽金间谍混迹高丽商人前来,时或将高丽商人疏远或婉拒与之贸易。宋与高丽贸易的北方一些口岸也由盛转衰。这些情况在元统一中国后就无由发生,原来北方的港口、海道重新成为元丽商贸的重要途径。)统一而辽阔的疆域内道路网络四通八达。东北与高丽的陆路往来可称近在咫尺,更似闲庭信步。元代的航海技术、装备、运输及管理能力都较前代有所改善提高。这些皆有利于商品物资对外交流。同时,元政府采取对外开放、发展贸易的政策。一方面,元朝以“官本船”制度,“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利润官府取七成,贸易人得其三;有时“官自发船贸易”,(注:《元史》卷94《食货志》。)乃至派遣船队专为皇室经商盈利;(注:《元史》卷38《顺帝纪》。)并在相应管理下准许和放任官民僧俗私人从事海外贸易,“勿拘海舶,听其自便”。(注:《通制条格》卷18《关市·市舶》规定,禁止市舶司及所在地官员“拘占船舶,捎带钱物下蕃货卖”;准许其余“诸王、驸马、权豪势要、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诸色人等下蕃博易”,“依例抽解”。《元史》卷94《食货志》载至元31年成宗诏有司“勿拘海舶,听其自便”。)故私营贸易相当发展:权贵者以“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注:陶宗仪《辍耕录》卷5《朱张》。)“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注:《元史》卷205《铁木迭儿传》。)另一方面积极招徕海外各国来元交易。如1280年,元世祖诏行中书省:“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注:《元史》卷10《世祖纪》。)所以元代的海外贸易蓬勃发展。而高丽社会“上下以贾贩利入为事”(注:《宋史》卷487《外国》3《高丽》。(韩)郑麟趾《高丽史》卷46《恭让王》载当时(1391年)“无赖之徒,皆利远方之物货,不事本业”,可见宋历元至明,高丽与中国的贸易长盛不衰。)的风习亦相延不改,因此,元与高丽的贸易同元代整体国际贸易一样兴旺。

元与高丽进行贸易的主要地区,包括今山东半岛、北京、天津一带、辽宁、吉林等北方、东北地区和江、浙、闽等东南沿海省区。海路贸易的口岸,北方有今天津附近的直沽,明确见于高丽文献的记载。《原本老乞大》中的高丽商人李某在大都卖了行货后,即“到直沽里上舡过海”回国。元朝的大都商人经海路往高丽,最近捷的港口也就是直沽。山东半岛也有与高丽通航的港埠,高丽官方曾到益都贸易。其实山东与朝鲜半岛有历史悠久的海路交通和数处重要港口。据《管子》等书所讲,春秋战国时齐国就从海路进口朝鲜的“文皮”。朝鲜境内考古发掘到我国战国时期的很多货币明刀钱、安阳布钱和各种金属用具。(注:《朝鲜考古学研究》第196-236页,转引自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第10-11页)隋唐以来,淄、青、莱、海等与朝鲜海交一直密切,“登州海行入高丽道”是唐代海外交通的重要线路。(注:《旧唐书》卷199上,《新唐书》卷220《高丽、百济、新罗》,《新唐书》卷43下《地理》7下。)密州、诸城、登州(包括牟平、文登、斥山)、青州等地因新罗人旅居者甚多,而形成“新罗馆”、“新罗坊”。(注:《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宋代,熙宁七年以前“高丽入使,率由登、莱。”可知山东半岛沿岸诸地在与高丽交往中的地位。宋熙宁七年后,因高丽方面顾虑政治环境干扰,“欲远契丹”,而改“由明州诣阙”。(注:《宋史》卷487《外国》3《高丽》。)入元以后,政治因素已无问题,历代相续的由山东通往高丽的海道与港埠也应有所恢复,重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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