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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

[作者:陈高华]  [2007/1/26]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相隔一衣带水,自远古以来,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元朝建立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是高丽王朝。元与高丽之间,有着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便是这种联系的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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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乞大》和《朴通事》,是朝鲜李朝(公元1392—1910年)时期流行的两种汉语教科书。一般认为,《老乞大》中的“乞大”即契丹,老乞大即老契丹。《朴通事》中的“通事”是翻译的称呼[①a],朴通事即姓朴的翻译。两种书名可能暗示作者的身分,但其具体情况已不可考[②a]。

《老乞大》总共不到二万字,分上、下卷。此书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为线索,用对话的形式,表现道路见闻、住宿饮食、买卖货物等等,中间插入一些宴饮、治病的段落。《朴通事》的字数约比《老乞大》多三分之一,分成上、中、下三卷。全书用对话或一人叙述的方式,介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宴会、买卖、农业、手工业、词讼、宗教、游艺、景物等多项内容。两书反映的是中国北方特别是都城的社会生活。从内容来看,两书显然又兼有旅行指南、经商指南的作用。著名学者杨联陞教授说:“《老》、《朴》两书的史料价值,非常之高。从史学看,有许多难得的关于元、明两代风俗事物的记载。从语学看,有很多珍贵的元末明初的口语史料。”[③a]这一评价是很恰当的,只是所说时代需稍加修正(见下文)。语言学界已经注意到了两书的价值[①b],相比之下,史学界似乎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关于两书反映的时代还可以作一些讨论。

朝鲜李朝世宗五年(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为了便于“读者传写诵习”,政府令“铸字所印出”《老乞大》、《朴通事》等书[②b]。这是官方文献中关于两书的首次记载。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司译院在报告中明确说《老乞大》、《朴通事》是“译学”的教材,要“通事”背诵[③b]。十六世纪初,李朝语言学家崔世珍为《四声通解》一书作序,其中说:“夫始肆华语者,先读《老乞大》、《朴通事》二书,以为学语之阶梯”[④b]。可见二书在李朝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这些记载也说明《老》、《朴》成书应在世宗五年(1423年)以前。

朝鲜李朝成宗十一年(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十月,侍读官李昌臣向国王启奏道:“前者承命质正汉语于头目戴敬,敬见《老乞大》、《朴通事》曰:‘此乃元朝时语也,与今华语顿异。多有未解处。’即以时语改数节,皆可解读。请令能汉语者尽改之”。成宗当即下令:“选其能汉语者删改《老乞大》、《朴通事》。”[⑤b]这条记载说明:(一)《老》、《朴》二书的语言是“元朝时语,”两者成书应在元代。(二)十五世纪下半期便已开始对两书从语言角度进行修改。正是在十五世纪,李朝创制了“训民正音”,也就是谚文,“谚解”(用谚文翻译汉文书籍)事业便发展了起来。到了十六世纪,崔世珍编写了《朴通事谚解》和《老朴辑览》,后一篇是“汇二者要语而注解者”[⑥b],也就是《老》、《朴》两书的重要词汇注释。崔氏的《朴通事谚解》后佚。李朝肃宗三年(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司译院正边暹、朴世华等根据《老朴辑览》重作《朴通事谚解》,此书序文说,“而以《辑览》及《单字解》附其后”[⑦b]。又有《老乞大谚解》,成书情况不详。这两种《谚解》常见的是汉城《奎章阁丛书》本。本文论述即以此为据。但此本《朴通事谚解》后附的是《老乞大集览》(上、下)和《单字解》,而不是《辑览》。这是因为原来《老朴辑览》中与《朴通事》有关部分,已作为注文收入《朴通事谚解》一书中,剩下有关《老乞大》部分,自行成篇,便成了《老乞大集览》。序文所说以《辑览》附其后是不够准确的。从上所述,可以看出,《老》、《朴》两书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不断的加工整理。现在《朴通事谚解》和《单字解》中,提到“新旧原本”(《奎章阁丛书》本第53页),“旧本”、“今本”(第44页),“两书旧本”、“新本”(第404页),便反映了两书变化的痕迹。

关于两书的写作年代,太田辰夫先生认为,“大致可以推想它们是在元代产生的”。但同一篇文章中又说:“仍可推测该书原本是在元代写成的,或是在去元代不远的明初,或比这再稍迟些。”[①c]说法比较灵活。杨联陞先生认为,两书产生于“元、明时代”或“元末明初,”已见前述。朱德熙先生则“根据书中所记故实及典章制度”,断定是“元代的作品”[②c]。我很同意朱先生的看法。如果单从语言学角度考虑,明初和元代很难说有明显的区别,判断两书产生于元末明初亦可说得过去。但如看重从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方面进行考察,则两书应断定为元代作品。朱先生已举出一些比较重要的例证,我在这里想再作一些补充。例如,朱先生提到大明殿月台上四个将军(第310页),引证《辍耕录》“大汉”条,注意的显然是镇殿将军。但“大汉将军”明代尚有,不能充分说明问题,而大明殿则非元代莫属。它是元代宫城中的正殿。明代宫城中的正殿是奉天殿,后改皇极殿。又如,《朴通事谚解》卷中记买卖人口,文书开头写的是:“大都某村住人钱小马”(第156页)。大都是元代北京的名称,明太祖攻下大都,改名北平,成祖时改北京。又如,书中多用达达、回回、汉儿人等称呼,这正是元代的特色。

下面还可以举几个明显的例子。

“哥,你听的么,京都驾几时起?”

“未里,且早里。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头起。”

“今年钱钞艰难,京都也没甚买卖,遭是我不去。往回二千里田地,到那里住三个月,纳房钱空费了。”

“说的是,不去倒快活,省多少盘缠”[③c]。

这段对话从字面上来看很难理解。“京都”“驾”起,前往何处?为什么要在“八月初头”?为什么要等“田禾都收割了”?“往回二千里地”又何所指?但只要我们了解元代的两都制度,这段话就很容易理解了。这里的“京都”,指的元代上都开平(“京都”很可能是后来改的),在今内蒙正蓝旗境内。在大都与上都之间,有四条交通路线,来回约二千里左右[④c]。元朝皇帝每年三月前后便由大都出发,前往上都避暑,八、九月间再由上都返回大都。上都是元朝的夏都。皇帝一行,动在万人以上,随行马匹及其他牲畜甚多,沿途骚扰极大。有的皇帝为了表示关心百姓,便下令在秋收以后再返回大都,以免损坏农作物。如元英宗时,“左右以寒甚,请还京师。帝曰:‘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朕迟留,盖欲马得刍牧,民得刈获,一举两得,何计乎寒!’”[⑤c]这就是为什么“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头起”的原因。皇帝一行到上都,许多商人也随之而往,这段对话实际上是两个大都商人的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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