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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

[作者:陈高华]  [2007/1/26]


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联系,有陆路,也有海道。海上交通对于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起过重要的作用,不少论著对此作过探讨①。20世纪70年代新安海底沉船的发现,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探讨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海上交通的兴趣。

元代,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往,以陆道为主,海上交通相对来说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常常被忽视。实际上,当时两国之间海道往来仍是相当频繁的。本文试图以中国和朝鲜的有关文献相互参证,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12世纪,中国处于宋、金对峙的局面,由于金朝势力强大,高丽断绝了与南宋的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双方经过海道的贸易活动仍是存在的,来到高丽经商的南宋商人,往往带有政府的使命,刺探金朝的动静,沟通双方政府的关系。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1211年开始发动对金战争。1218年对高丽用兵,高丽请和。1231年,蒙古窝阔台汗发军攻高丽,高丽降。1234年,金朝灭亡,出现了蒙、宋对峙的局面,维持了四十余年之久。蒙古国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国号大元(1271)。到13世纪70年代末,南宋为元朝所灭。

当蒙(元)、宋处于敌对状态,高丽归附于蒙古(元)的情况下,南宋与高丽的交往受到蒙古(元)的干涉和阻挠。蒙古(元)还曾设想以高丽作为基地,通过海道对南宋发动进攻。尽管如此,南宋与高丽之间通过海道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止。南宋开庆元年(高丽高宗四十六年,1259)四月,中国商人范彦华的船只从高丽返回,船上带回了三名被蒙古俘虏的南宋居民。他们是在被迫参加蒙古对高丽战争时逃出的,高丽政府将他们送回本国,高丽的礼宾省还为此向南宋地方当局发出了正式的牒文。范彦华等的商船是在上一年去高丽的②。高丽元宗元年(南宋景定元年,1260)十月,“宋商陈文广等不堪大府寺、内侍院侵夺,道诉金仁俊曰:‘不豫直而取绫罗丝绢六千余匹,我等将垂橐而归。’仁俊等不能禁”③。从“侵夺”的货物数量,可知这一年前来的南宋商船装载的货物是相当可观的。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因为官方机构“侵夺”造成的不良影响,南宋商船不再到高丽。高丽元宗十一年(南宋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1270)十二月,元世祖忽必烈遣使责问,为什么“南宋商船来”,高丽政府“私地发遣?”次年正月,高丽国王写信回答说:“豫有宋商舶往返,距今十年,未曾见来”;但“年前有一舶到于我境”④。以上所说,便是根据现有文献可以考知的13世纪中期高丽与南宋的几次海道交往。

当蒙(元)、宋对峙之际,高丽与南宋继续通过海道保持联系,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原因。从经济上来说,海道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事业,这是显而易见的。从政治上来说,高丽归附蒙古是为武力所迫,并非本意,高丽政府并不想和南宋断绝关系,南宋方面也充分估计到这一点,鼓励商人前往高丽贸易,顺便审探蒙古的动向⑤。但尽管如此,由于高丽—宋的关系要受到其他两方面关系(蒙古—高丽,蒙古—宋)的制约,只能是有限的、时断时续的。只有在元朝统一以后,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海上交通,才会有新的面貌出现。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发大军攻宋。十三年(1276),元军下临安,取江浙、福建等地。十六年(1279),广东崖山一役,宋军大败,幼帝蹈海死,结束了南宋的历史。元朝统一了中国。在统一过程中,元朝政府注意保护海外贸易,使之不受战争影响而中断。至元十四年(1277),便在南宋原有基础上于泉州、庆元等处建立市舶机构。十五年(1278),忽必烈下诏福建行省官员,要他们对海外各国加强联系,“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⑥。这主要是针对南海诸国说的,至于在此以前已与元朝有密切关系的高丽,当然更不成问题。据郑麟趾《高丽史》记载,忠烈王四年(戊寅,1278)十月,“宋商人马晔献方物,赐宴内廷”⑦。所谓“宋商人”是高丽方面对来自中国南部(南宋统治区)商人的习惯称呼。事实上,这时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均已归元朝统治,“宋商”实际是元商。高丽国王赐宴内廷,说明这起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是公开的、合法的,也就是得到元朝政府同意的。此事足以说明,元朝政府对于民间商人与朝鲜半岛的海道贸易,采取支持的态度。

元朝统一以后,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交通是频繁的。首先表现在海运粮食上。元朝在平宋以后很快便建立了海运,即由海道将江南的粮食运到北方,先到直沽(今天津),再由直沽经运河运到大都(今北京)。每年海运的粮食。起初是几万石,逐渐增为几十万石、百万石,最多时达到三百多万石。海运可以说是元朝统治的生命线。值得注意的是,海运的终点并不限于直沽,还有辽东,甚至伸展到了朝鲜半岛。中国史籍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十一月,忽必烈“敕漕江淮米百万石,泛海贮于高丽合浦,仍令东京及高丽各贮米十万石,备征日本”⑧。但次年正月忽必烈因江南动乱罢征日本,这次大规模的海运计划并未付诸实施。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月忽必烈“以其国(高丽——引者)饥,给以米二十万斛”⑨。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忠烈王十七年(1291)六月,“元遣海运万户黄兴、张侑,千户殷实、唐世雄,以船四十七艘载江南米十万石来赈饥。世子豫奏比年国人征戌转饷失其农业,以致饥馑,故有是赐”。次年(1292)闰六月,“元诏漕运万户徐兴祥等二人运米十万石来赈饥民,遭风漂失,唯来输四千二百石”⑩。世子即忠烈王之子王璋,也就是后来的忠宣王。这批作为救济用的粮食分两年自江南运到朝鲜半岛。组织过两次大规模海上运输的是元朝海运的主持者之一朱清。朱清和海运的另一主持者张瑄在南宋末年都是横行于海上的强盗,“若捕急,转引舟东行,三日夜,得沙门岛。又东北,过高句丽水口,见文登、夷维诸山。又北,见燕山与碣石。……亡虑十五、六返”⑾。元军南下,朱、张投降,由于他们熟悉中国南北航路,便献海运之策,适应了元朝政府的需要,因而得到重用,专门负责海运事宜。同时,他们对于“高句丽水口”也是有所了解的。在忽必烈决定海运江南粮二十万石到高丽时,这一任务很自然便落到朱清身上.朱清原为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海道运粮万户,“庚寅(至元二十七年,1290),运高丽,辽东粮,枢密院奏功,进骠骑冲上将军,余如故”⑿。这里的“庚寅”显然是“辛卯”(二十八年,1291)或“壬辰”(二十九年,1292)的讹误。至于朝鲜史籍中所载海运粮的官员,黄兴疑是黄真之误,黄真是朱清下属的五万户之一。张侑不可考。殷实是朱清的得力部属。至元二十九年,以朱清为首的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下分七翼千户所,其中之一是殷武略翼,武略是武略将军的简称,殷武略翼即以殷实为首的千户所⒀。至元二十九年十月,忽必烈殷实为管领海船副万户⒁。这次提升可能与运粮高丽有关。唐世雄不是汉人,而是西夏人,原名黄头。西夏在元代称为唐兀,故以唐为姓,名世雄。他长期从事海运,后来升至海道都漕运万户。这时他的具体职务是嘉兴等处运粮千户⒂。第二年负责海运的万户徐兴祥在同一朝鲜史籍中另一处又作徐兴祚⒃。根据中国方面的记载,从事海运的重要人物中有一位徐兴祖,也许徐兴祥、徐兴祚都是徐兴祖之误⒄。此外,见于中国方面记载的还有一位范文富,“豫馈运高丽及交趾出征军粮,”至元戊子(二十五年,1288)官运粮副千户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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