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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儒林的元史研究

[作者:陈德芝]  [2007/1/30]
各科学术的发展,都是由一代代学人的成绩不断积累,一步步地前进的,其中杰出学者创造的成绩,能在本学科的发展中开辟一个新阶段,为后来者树立学习的典范和奠定继续前进的基础。在我国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学科,韩儒林(1903—1983)先生就是这样的杰出学者。

韩先生字鸿庵。1903年11月2日生于河南舞阳县黄林村。父业农,二伯在村塾教书,幼时他随二伯就读于村塾,十一岁人初等小学,十三岁考取舞阳县立高等小学。1919年,考进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法文班。1922年冬,留学预备学校改为中州大学附属中学,法文班并人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随班转到上海就读。1923年春,因参加抗议法方校长实行奴化教育的活动被驱逐出校。同年夏,考取北京大学预科乙部,获河南省官费资助,得以赴北大求学。1925年秋完成预科学业,升人哲学系本科。1927年夏,因军阀混战,官费断绝,被迫辍学回乡,经前留学预备学校老师推荐,先后在河南省立二中、一中任教。]929年夏,他以两年的薪俸积余为学费回北大复学,1930年夏毕业。

在北大读书的后期。韩先生对史学,特别是元史和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门学问是清代后期的显学,清末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的刊行又使我国学界获知大量前所未闻的外国史料。于是有不少学者步其后尘,利用外国史料和中国史料相参证进行研究,延续到民国初期仍保持兴盛之势,出了屠寄、柯劭态、丁谦等名家的大型著作。然而,由于这门学问涉及多种语言文字和制度文化,而那时我国学者大多未能掌握必须的语文工具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所用外国史料全靠他人为之转译,名物制度的考证常有错误。其成就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外国东方学家。因此,先进学者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先生均主张兼究外国学术,走中西会通的道路。他们都有研究蒙元史、西北史地和中西交通史的论著,为这一学术新方向之先导。陈垣和陈寅恪先生为北大学生开设的这些方面课程,对韩先生有很大的影响,他常去请教,并按照师长们的指点阅读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深为他们利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获得的成就所吸引,例如史籍中各种译名的审音勘同,他们用汉语古音与他种语言相互比对进行解释,简单明了,与我国学者常用的音差、音转、急读之类说法相比,另是一种境界。他深感必须跳出旧史学的框框,学习西方治学的方法,于是就“遵照师长们的教导,开始从事当日所谓不中不西之学了”。

北大毕业后,韩先生受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研究所助教。1931年,译完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塞诺博斯的《西洋文明史》第一册。作为女师大研究所丛书之一出版。1933年,他以这部译著从中比庚款教委会申请得赴比利时留学的资助。8月,人比国著名学府鲁汶大学,学习世界中古史、史学方法论、拉丁文等。1934年。又从中法庚款会申请到一笔翻译注释突厥碑文的经费,其年秋转到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从伯希和学习蒙古史、中亚史和中亚古 文字,并在东方语学校学土耳其文。1935年,转入柏林大学东方 语文研究所,学习波斯文、蒙古文,并到普鲁士科学院学习突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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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进行突厥文诸碑的翻译和注释工作。19世纪末突厥文诸碑的发现,在世界东方学界掀起了新的研究高潮,各国学者竞相翻译、考释。而我国学界却长久无人问津,因此,韩先生留学期间首先就着手这一项工作,他根据德国学者Schaeder和英国学者Ross的德英文译文,先将最重要的阙特勤碑译出,对碑文中涉及的人物、地理、部族、官号和史事一一进行考释;1936年又完成了毗伽可汗碑的译注和敦欲谷碑的翻译。这是我国学者研究突厥碑文的最早成果,至今仍是研究突厥史和突厥文的重要参考文献。在留学三年中,他节衣缩食,从微薄的资助经费中省下钱来,购买了几十部很有价值的专业书籍,如1836年出版的波斯文《史集·旭烈兀传》的原文校勘与法文译注本,1881年出版的波斯文《纳昔儿史话》的英译本,1891年出版的阿拉伯文《札兰丁传》的原文校勘及法译本等等。归国前他还专程到伦敦购买东方学书籍,一家著名书店的老板对他的选择精当十分惊奇,不敢相信中国人在这种专门领域竟能如此内行,但又感叹说可惜他来迟了一步,许多好书让日本人捷足先登挑走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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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夏韩先生回国,徐炳昶先生②将他介绍给名望甚高的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接谈之际,顾先生对他的学识十分赞赏,研究领域又与其所创禹贡学会宗旨相合,当即推荐为燕京大学历史系讲师(先后讲授西部亚洲史、蒙古史等课),并聘请为禹贡学会研究员。当时禹贡学会集中了一批学界菁英,有谭其骧、冯家昇、吴晗、童书业、齐思和、白寿彝、周一良、张维华、侯仁之等。韩先生携眷住在北平小红罗厂禹贡学会会员宿舍,与顾先生及诸同人过从甚密,积极参加学会的活动,在《禹贡》半月刊发表其有关突厥碑文的多篇译注和介绍文章。1937年春假,应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之邀,由顾颉刚先生组织北平的大学师生访问绥北,韩先生率领一路,考察了归绥一武川一乌兰花一大庙一达尔罕旗云王府一线。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我国内蒙古东部并策划并吞西部,所以这次考察显然有引起国人关注该地区危急形势的意义。韩先生考察归来在《禹贡》发表《绥北的几个地名》一文,开头就指出阴山山脉自古以来在我国国防上的价值,并慷慨陈词:“今日外人势力虽已人我腹地,而阴山仍屹然为我北方最重要之腹地防线,吾苟能坚保此线,则民族之逐日复兴,强敌决不能阻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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