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汶艺术网

中华古籍全录

汉语字典

书法字典

西汶艺术品

会员登录 | 注册
纽新优品
西汶艺术网: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

首页

艺术资料

展览展讯

画廊艺馆

历史人物

品茶读书

中国诗词

我要提问

艺术图片

中国黄历

我与元史研究

[作者:陈高华]  [2007/1/30]


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1955年9月,我进入北大学习。当时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已经过去,学校教学秩序比较稳定,强调学生以学习为主。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更增加了学习的气氛。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957年春天开始“大鸣大放”,接着便是“反右派斗争”,继之而来的是“双反”运动,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基本上是停课进行的。1958年夏天,历史系两个年级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分赴各地,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工作,我被分配到新疆调查组,一年左右时间,跑遍了新疆北部广大地区。1959年夏天,回到高校。这时“大跃进”的热潮已经退去,学校重新安排课程,争取在我们毕业以前多补一些课,同时要求学生自行选择“专门化”。我选择的是中国古代史,以为可以定下心来读点书了。同学们都很努力,都希望在离校前多学一些知识。当时系里开设了不少课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门课是“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由擅长各时期历史的教授分段讲授,如翦伯赞讲秦汉史史料,邓广铭讲宋史史料,邵循正讲元史史料等。80年代前期,我和陈智超同志邀集历史所部分研究人员编写《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成为大学历史教材,即由于当年听课的启发,感觉这门课对于初学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但是好景不长,1959年秋天,又开始了“反右倾”斗争,继之而来的是学习《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与苏修论战,其间还有批判马寅初人口论,学校里正常的教学秩序再一次被打乱,毕业论文的写作不再提起,取而代之的是集体编书,当时认为这是防止知识分子修正主义化的重要途径。开始是各专门化选择一个项目,后来觉得这样还不够革命,于是整个年级一百来人齐上阵,共编一部书,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家热情很高,日夜奋战,数易其稿,但最后是不了了之,成了一堆废纸。

回顾一下大学五年的历程,留下了颇多的遗憾。五年的时间,大部分是在政治运动和民族调查中度过的,书读得很少,教学计划中的不少课程没有学过。名义上是大学毕业生,实际上是不合格的。当然,应该看到,这一段大学生活,也是有收获的。从学校设置的政治理论课程和政治运动中,我和同学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在以后工作中,一直发生着重要的作用。而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更使我大开眼界,对于民族问题在现实生活和历史上的重要性,开始有所了解。在此以后,我对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史研究,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此外,尽管运动频繁,与老师接触不多,但北大特有的学术气氛,仍可以从他们的课堂讲授和零星接触中有所感受。学术气氛的熏陶对于初学者是至关紧要的,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他们以后的道路。从北大老师们的身上,我蒙胧地领会到治学的艰辛和乐趣,从内心滋长了从事研究工作的强烈愿望。

毕业以后,分配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几个学部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在“文革”中以简称“学部”闻名遐迩。我到历史所的时间是1960年9月,当时历史所同样大兴集体编书之风,新来者立即也被卷入这一热潮之中。历史所最重要的集体科研项目是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动员了所内的主要力量,还有外单位的同志。力量不可谓不强,进展却相当缓慢。1961年以后,国民经济遇到困难,进行调整,科研工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向年青人提出了打基础的要求。对于我这样在大学期间没有认真受过训练的人来说,打基础当然特别重要。但是,如何才能打好基础,却是心中无数。可幸的是,历史所有一批学识渊博的前辈学者,又有不少奋发向上的青年伙伴,他们给了我种种教导、启发和帮助,使我能较快地走上独立从事研究的道路。

历史所有一个民族史组。1955年前后,中、苏、蒙三国协议共同编写《蒙古通史》,历史所民族史组即为此而设,负责人是翁独健先生。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共同编书的计划作废,但民族史组却一直保存了下来。我参加过民族调查,对民族史很感兴趣,到所后便报名到民族史组。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蒙古史学者,他很重视年青人的培养,循循善诱,指导制定研究计划,讲述历史研究的方法。正是在翁先生的启迪下,我用二、三年时间,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元代的各种文献,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开始了整理资料和专题研究的训练。

翁先生特别重视资料工作,他认为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只有学会资料的搜集、整理,才能做好研究工作。而资料的搜集应力求彻底、穷尽,即使不可能真正做到,也要以此为目标。对于资料,要认真加以整理,严格分辨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对于研究工作,翁先生强调在了解前人研究基础上认真选题,立论必须言之有据,切忌空泛。论文写作应该交代以往研究情况及文献出处等等。后来知道,这些都是外国大学历史系一门课“史学方法”的基本内容,但是院系调整以后我国历史系都没有这门课。实际上,“史学方法”就是讲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训练,当时的年青人缺乏的就是基本训练,翁先生为我们补上了这门课。他的指点,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在翁先生的具体指导下,我和杨讷等同志一起编纂元代农民战争的资料,同时着手做一些专题研究。我们努力按照翁先生的意见全面系统搜集资料,多方扩大资料的范围,于是有许多新的发现。特别是地方志和金石志中蕴藏的大量有关农民战争的记载,是前人所未曾利用过的。这为我们研究农民战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写的几篇元末农民战争论文,对地主阶级的动向、农民起义的口号加以讨论,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一些看法。在这些论文中,我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各种资料进行分析,比起以前的同一领域研究,有所进展,因而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翁先生又要求我们,在农民战争之外,另择一题目作研究。杨讷同志选择元代村社,我则选择元代盐政。杨讷同志的《元代村社研究》完成以后,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迄今仍是这一问题的权威之作。我选择盐政,是因在辑集元末农民战争资料时,发现淮东张士诚、浙东方国珍起事,均与盐政有关。只有弄清元代盐政,才能更深刻认识元末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在研究和写作元代盐政时,我严格按照翁先生讲述的治学方法进行,首先查阅以往研究成果,其次全面系统搜集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分析,拟出写作大纲,最后按科学规范写出论文。《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一文,先后三易其稿,翁先生和组内同志提出过很多宝贵意见。这篇论文的完成,可以说使我得到一次严格的科学训练。

页码1 2 3
更多
纽新优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