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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来我国蒙元史史料的发现和拓展

[作者:邱树森、王仁杰]  [2007/1/30]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只有详细占有史料,经过去伪存真,反复推敲,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我国蒙元史学者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发现和发掘了大量新史料,使蒙元史研究的史料基础大大拓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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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研究蒙元史主要依靠正史、文集、笔记,域外史料多依靠西文译本。现在除了上述史料作为基础外,大批地方史志、家谱、碑刻资料得到充分利用,少数民族文字史料得以出版或译成汉文出版,域外史料引进并翻译成中文,因而大大促进了蒙元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1.地方史志。元代旧存方志不多,云南、嘉禾、昌国、南海、四明、镇江、金陵、昆山、无锡、齐乘等志是研究元代地方史的重要依据。

近半个世纪来,由于《永乐大典》残卷出版,九江、扬州、潮州、析津等地的史志资料得以广泛使用,并据以辑成辑本。北京图书馆据《永乐大典》等书辑成《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广州方志办据北图藏《南海志》残本连同《永乐大典》中的残存,辑成《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附辑佚)》(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陈香白据《永乐大典》等书辑成《潮州三阳志辑稿》、《潮州三阳图志辑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此外,赵万里又辑成《元一统志》10 卷(中华书局,1966年)。这些辑佚的方志为元史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元代方志及明清方志是研究元史的史料宝库,为研究元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提供了宝贵史料,尤其对研究某一地区的人口、赋税、物产、外贸、灾异、人物等至为重要。例如《大德南海志》中所提供的“诸番国”达130余个,远远超过了宋代史书中所记的数量,为研究广州外贸和元代中外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元末杰出的农民军领袖彭莹玉的事迹也见于地方志中。

2.族谱、家谱。族谱、家谱尽管有不少虚构的内容,但仍然保存有若干真实的史料,对研究元代史事也有稗益。

现已出版的回族家谱资料较多,其中与元代回回人有关的家谱如《南海甘蕉蒲氏家谱》(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及《泉州回族谱碟资料选编》(油印本)等多种。对研究蒲寿庚家族、赛典赤家族、泉州回族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赛典赤家谱》和《马氏家乘》中收录了大德元年的几份皇帝敕书,对赛典赤家族人华时间、赛典赤·赡思丁之父苦马鲁丁的踪迹提供了考察的依据,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为赛典赤·赡思了后裔也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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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西夏遗民在政治、军事、文化活动中非常活跃,他们的事迹在《元史》和诸碑传中可以找到。但是近几十年发现的西夏后裔的宗谱,不仅丰富了元代西夏人的事迹,而且可以追踪他们后裔的分布和繁衍等状况。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记载余阈后裔宗谱的合肥《余氏家谱》、《洪涛山余氏宗谱》等2种,四川余姓宗谱3种,云南余姓宗谱12种,但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与余阙有关的家谱达百余种,分布于华东、中南及西南各地;唐兀氏闾马定居河南濮阳,有《杨氏宗谱》;记载西夏宰相斡道冲及其子孙踪迹的则有《朵氏宗谱》;1998年辽宁民族出版社还出版了《西夏皇族家谱》,有助于追寻西夏皇族后裔的踪迹。

与元代有关的家谱还很多,流传于民间的还有楔氏家谱、阿里不哥家谱、脱脱家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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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土文书。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境内的黑城,是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的遗址,1983—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所等曾在该地进行考古发掘,出土的元代文书760余件,包括公文、契约、民间书信、账册等,李逸友编成《黑城出土文书》(科学出版社,1991年),对于研究元代边疆地区的贸易、宗教、民族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陈高华曾撰有《“亦集乃路河渠司”文书和元代蒙古族的阶级分化》(《文物》1977年第5期);邱树森曾撰有《黑城出土文书看元回回哈的司》(《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福建泉州、安徽徽州等地也有元代文书发现,庄为玑、施一揆、赵华富等曾据以进行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回鹘文文献不断发现,上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不断刊布文献的原文、译写和翻译,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有许多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者冯家异、耿世民等也有论文发表。近年来,李经纬出版了《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两书中已将回抛文书译成汉文的有180余种,其中大部分为元代文书。刘戈有《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

4.碑刻、铜印等。早在1955年,蔡美彪从各图书馆和金石家收藏的拓片中,整理出版了《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为研究元代历史和语言提供了重要史料。近半个世纪来,元代碑刻资料不断发现。泉州是宋元时期我国对外交往和外贸的重要港口,这里遗留了大量来自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的墓葬和宗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了《泉州伊斯兰石刻》;广州也是宋元时期重要港口,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两书中除大量记录了回回人的墓碑外,所收《重立清净寺碑》(至正十年)、《重建怀圣寺之记碑》(至正十年),加上河北正定的《重建礼拜寺记碑》(至正十年),为研究元代伊斯兰教提供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基督教碑刻则在泉州、扬州、北京、内蒙古、新疆等地不断发现。佛教、道教碑数量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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