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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长沙幕府与西南战局

[作者:杨海英]  [2007/2/1]
【简介】本文通过对前人未曾涉及的顺治十年至十四年洪承畴经略西南期间长沙幕府的组成、变化、活动等方面的翔实研究,对有关清初政局的几个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本论文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4届(2002年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若干年来,在有关洪承畴的研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顺治十年(1654年)洪承畴经略西南五省,镇守长沙四年多,过于保守,拘泥以守为战,以致坐失良机,如顺治十一年底,坐视李定国兵败广东,退往广西;又如顺治十三年对湖南战略要地辰州弃而不守等等。事实上,自顺治九年,南明与清廷的战争在西南出现僵局,直到十四年九月孙可望降清,这一僵持状态才被打破。而在此之前,对于南明武装,洪承畴不仅未能主动进击,甚至最终绝望到借病辞去,个中隐情需要予以澄清。这是否如孟森先生所说乃洪氏于南明永历尚微存天良一线之故[1],也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所以我草成此文,谈谈这些问题。

(一)

在考察洪承畴经略西南问题时需要注意三个因素,这既是洪氏出镇西南的背景,也直接决定了他经略西南所采取的战略方针以及身家结局。其一,南明方面李定国、刘文秀等人东征北伐,意味着永历政权所拥有的军力足够与清军抗衡,南明与清朝的对抗就此进入相持阶段,清廷为此不得不采取战略收缩态势;其二,作为两军对垒的前线,湖南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三,清廷统治者内部在政治上出现的改弦更张趋势。这三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是:洪承畴作为西南五省经略,独掌大权出镇湖南,老师靡饷屯兵坚城,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处处得到迁就。这样的事实,说明了这个阶段的历史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更加隐晦、曲折和复杂。

从顺治九年开始,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第三次抗清高潮出现,意味着南明与清廷之间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此之前,抗清复明运动两起两落,清军战线逐渐推进到西南地区[2]。顺治八年正月,清定南王孔有德进驻桂林,以总兵马蛟鳞克柳州,线国安、全节、马雄等分守南宁、庆远、梧州,进逼贵州[3] ;八月,清平西王吴三桂、都统李国翰奉命征四川,九年分兵攻取成都、嘉定、叙州、重庆等川北、川南地区,驻师绵州,兵锋直指南明永历政权。

面对清军的箝形攻势,南明方面毫不示弱,“可望承制命定国、文秀经略楚蜀”[4]。五月,李定国与冯双礼率步骑八万,出师东征,从贵州镇远出发,下偏桥,攻沅州、靖州,破武冈、宝庆,直逼桂林,七月四日攻破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不敌自焚。八月,李定国北上永州、衡州,分兵经略江西吉安等地。九月,孙可望自将“驾前军”会同白文选等,号称十万,出兵沅靖,十一月攻入辰州,斩杀清辰常总兵徐勇,从根本上扭转了自顺治六年以来南明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清廷没有料到南明能够组织如此强劲有力的反击,急忙调整战略部署,命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止往贵州,取湖南宝庆后入广西剿贼”[5]。尼堪遂率八旗劲旅猛扑湖广,李定国避其兵锋,退出衡州,于城外设伏击毙尼堪,“余军舆尸归,上下忧虑,不遑他事。”[6]清军在湖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

湖南以外的地区,南明与清朝在军事上的接触也进入相持阶段。

在四川,与李定国东征同时,刘文秀率军六万北伐,“蜀人闻其至,所在响应。诸郡邑为吴三桂所克者次第失陷,战于叙州,被围数重,三桂走绵州。”[7]清平西王吴三桂自血战入关后,惟在四川遇此劲敌败北,刘文秀军在川南所向披靡,八月收复叙州、重庆、嘉定、成都等地,包围川北的保宁,三桂敛军退守,后虽以文秀轻敌,三桂险胜,但十二月孙可望部将李化入成都,“成都州县复设官”,川南、川西和夔东仍为南明所守,“大清与可望照旧地方据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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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第二次抗清高潮后退走西山的原李自成部将塔天宝、党守素、李来亨、袁宗弟等,从川东南进入郧阳的原明末陕西农民军首领姚天动、黄龙为首的十三家余部姚黄,原郧阳总兵王光恩之弟王光兴、王光泰兄弟的武装,也频频在郧襄、荆州一带骚扰清军,“声气相通”,“不时出没”;湖广的局面,“上窘于天,下迫于逆寇,赋税无征,制兵单薄……封疆危急实有万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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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国因与孙可望的矛盾,避走广西,准备联合郑成功海上武装共图两广,又开辟了另一个战场,“大清两王以定国在广,疲于奔命。”[10]

清军不仅在军事上面临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危险,而且,后方也没有完全巩固,经济凋敝,财政困难[11]。清廷内部甚至出现弃楚、粤、桂、赣、川、滇、黔七省而与南明媾和的主张[12],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危机。形势的变化甚至在国外也引起反响:朝鲜廷臣认为清朝“危亡之兆已见”[13],日本原来对南明乞兵抱冷淡态度,“近来其议稍变,或有欲救之议。”[14]

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清廷决策者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以下几个方面,都表现出清廷实行战略收缩的意图:

军事上,开始与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郑成功进行和谈。九年十月清廷以刘清泰出任浙闽总督,带着郑芝龙所写的信件,“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劝之接受清廷建议。偷袭郑氏“金穴”厦门的福建巡抚张学圣、道员黄澍、总兵马得功、巡按王应元等也被撤职,还连发两谕招抚郑氏,不断放宽谈判条件。[15]

政治上,特别颁诏赦除前罪,规定“自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又啸聚山林劫掠道路曾为土贼者,无论人数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诚,悉准照曹四达子事例尽赦前罪。”[16]纵观清初尽赦前罪政策,不外除旧立新、尊崇喜庆、争取人心三端,而以争取人心、作出政治让步为大端。如顺治五年底大同姜反清,清廷曾连颁三诏,强调悔罪投诚者,从前罪犯可以宽宥、赦免[17]。此次颁诏,无疑也是为了争取人心而特别采取的政治让步策略。此外,清廷还打出提倡礼义忠恕的幌子,出人意料地表彰起李自成攻陷北京时殉君死难及顺治元、二年间抗清死难的志士[18],这样,既可表明朝廷为正朔所系的内涵,又可从多方面分化抗清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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