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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军制》平议——兼评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

[作者:刘浦江]  [2007/2/1]
【内容提要】王曾瑜《金朝军制》是迄今为止有关金朝军事制度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本文充分肯定了此书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毫不隐讳其不足之处。本文认为,20世纪的辽金史研究之所以始终比较沉寂,在各断代史研究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史料太少,而且由于没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无缘形成学术新潮流。因此,21世纪的辽金史研究必须从上下、左右两个方向去寻求突破,王曾瑜的某些研究成果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辽金史 兵制  书评  王曾瑜

承蒙王曾瑜先生送我一部他的新作《金朝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仔细读过一遍之后,萌生了写篇书评的念头。但想到今日中国学术界书评的庸俗化、操作的程序化乃至语言的格式化,总觉得不应该循规蹈矩。为了征得王曾瑜先生的理解和同意,动笔之前先给他去了一信,提出我的两点想法:第一,这是一篇纯学术性的严肃的文字,不含任何庸俗的成份,为了进行独立而又客观公正的评述,书评写好后不打算送他过目,并由我自己找地方发表;第二,我不想专就此书论此书,准备连带对他的辽金史研究做一个综合评价。结果我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答复:欢迎任何批评。

这就是本文的缘起。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史学界一般习惯于用“兵制”一词来指古代的军事制度,这是中国历史文献中的一个惯用语。王曾瑜先生则主张按照现代军制学的规范用语,改用“军制”一词,并以此命名他的这部著作。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既然是以历史时期的军事制度为研究对象,不妨沿用当时的称呼,故本文一般情况下仍用“兵制”一词。好在这两个名词并无任何歧义,对我们讨论的问题不会有任何影响。

本世纪以来,有关金朝兵制的研究在金史研究中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日本学者箭内亘的《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1]其中第四章《金代兵制之研究》系对金朝兵制的专题研究,该文最初发表于《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2册(大正五年,1916年),这是日本学者研究金朝兵制的发轫之作。但箭内氏的关注点主要还只限于猛安谋克军制,此外兼及统军司和招讨司。其后,另一位日本学者、20世纪最杰出的金代历史学家三上次男,在他1937年出版的《金代女真研究》[2]一书中,又对猛安谋克军制做了相当细致深入的探讨。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在此领域所涉及的问题显得更加狭窄,长期以来,有关金朝兵制的研究课题仅限于辽金元的乣军,而相对于金朝兵制来说,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擦边的问题。80年代以后,青年学者刘庆虽曾一度涉足金朝军事史,但主要还是研究一些外围的问题,没有深入到制度的层面。王曾瑜先生的《金朝军制》,是迄今为止有关金源一代军事制度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它的问世,改变了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内长期以来无所作为的状况。

《金朝军制》一书给我的总的印象,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史料搜集之完备,二是内容结构之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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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匮乏是辽金史研究一道永恒的难题,仅仅局限于辽金本朝的史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便有赖于宋代文献。如果要说研究金朝兵制多少有一点便利之处的话,那是由于宋金两国间曾发生过长期战争,宋代文献中所保存下来的相关材料还算是比较多的。王曾瑜先生对宋代史料极为稔熟,在史料的占有上显示了他惯有的优势,这一因素奠定了本书的学术价值。穷尽史料是研究辽金史的基本前提,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当然,“穷尽”也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说本书在材料的运用上还有什么不够周备之处的话,我想可以指出以下两点:首先是作者对元代文献利用还不充分。要想对金末兵制的复杂性有更多的了解,元朝史料实在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从元史研究者的某些论著中已经充分见识过这一点。[3]其次是作者对于金代考古材料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书引用的石刻材料基本都出自清人的金石学著作,严格说来,仍应归入文献史料的范畴。一般来说,宋史研究者对考古材料都不大经意,那是因为宋代考古材料的重要性与文献史料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研究宋史可以不怎么理会考古材料,但研究辽金史却不行。不过这样提出问题,对于作者来说恐怕近乎苛求了。

在《金史》诸志中,《兵志》是写得比较差的一种,有关金朝军事制度的许多问题都没有交待清楚。研究金朝兵制,难在一头一尾。金初兵制兼用女真旧制和汉制,尤其是女真制度的成份,由于留下来的记载太少,研究起来倍感困难。其中如早期猛安谋克制度就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至于勃极烈制度,更是金史研究中的一大难点。而晚金的军事制度,难就难在复杂多变,头绪不清。金朝后期,由于猛安谋克制度的崩溃,以猛安谋克军为主的军事力量已完全无力抵御蒙古的军事进攻,因此在整个蒙金战争时期,金朝兵制中出现了很多权宜性和非制度性的内容。比如为了战事的需要,自卫绍王以后经常增设各种临时性的军事机构,在考古工作者历年发现的金朝后期官印中,即包括大量的都统印、副统印、提控印、副提控印、万户印、行元帅府印等等。[4]金代后期官印一般带有千字文编号,而从某些都统印、提控印的字号来看,编号已达五六百之多,可见将帅之冗滥。1996年初,从西安市的一处建筑工地内一次就出土了279方金代后期官印,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各种非常设的军事机构的官印,有些铸好之后还未曾启用。由此我们不难想象金末兵制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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