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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驿站制度

[2007/8/6]
驿站制度是元朝政府的神经与血液网络,对维持统治具有重大的作用。窝阔台即位,下令在全境遍建驿站。《史集》关于这一问题的记载,几种版本各有不同。俄译本作:“从契丹国到该城(按:指和林),除伯颜(BAYAN)站以外,还设有一些站,被称为‘纳邻站’(唧нарин-ям)。每隔五程就[有]一站,共37站。在每一驿程上,置一千户,以守卫那些站。他建立制度,让每天有五百辆载 着食物和饮料的大车从各方到达该处[哈剌和林];把[它们]储于仓中,以便取用。为[运送)谷物和酒建造了[一种)庞大的车,每辆车要用八头牛运送。”在蒙古草原与汉地之间,元时辟有从和林至上都的驿路三条:帖里干道(temgen,蒙语意为车),全程57站。木怜道(monn,意为马),计38站。纳怜道(narln,意为小),计24站。《史集》所记的bayan(意为富)或tayan,殊难索解。又每站置军保护,或作千户、或作万户,《世界征服者史》则谓:“每两土绵(即万户)供应一所驿站。”亦俱难置信。据张德辉所记:越扼胡岭(野狐岭),始人蒙古草地,“有驿曰孛落。自是以北诸驿,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之名名之。”…大都至上都间有村,“大食人称此村为Chula或赛典赤之驿站Saiyid Ajill’s jam"iam"。这对张德辉的各以主者命名之说,是一个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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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汉地建驿,似在窝阔台即位之元年与草原地区皆同时进行。其年十一月,“敕诸牛铺马站,每一百户置汉车一十具,各站俱置米仓。站户每年一牌内纳米一石,令百户一人掌之。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这明显地是针对汉地农耕百姓而发布的。站赤的主要任务是供应来往使臣的生活所需与交通工具,同时运送进纳的颜色丝线、酒食米粟、缎匹、鹰隼等御用诸物。管领者为乞里合台。乙未(1235年)籍民,军、站皆与民户分别立籍。从这以后,驿站制度不断完善与发展。忽必烈即位后,用佛家奴策进一步发展了驿站制度,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制度。任霍木海总管诸路驿。至元二年(1265年),颁行了《立站赤条例》,同时大修诸地驰道。灭亡南宋之初,即在江南差拨站户,设立驿站。至元十七年,诏江淮诸路设置水站。四周少数民族边远之区,也先后通辟驿道。“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沿海有海站。辽东行省自哈里宾(今哈尔滨)以北,至于混同江口的征东元帅府(奴儿干城),则以犬曳小车行冰上,称作狗站。故“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据《元史》所载,腹里计陆站175处,水站21处,牛站2处。河南行省陆站106处,水站90处。辽阳行省陆站105处。江浙行省马站134处,轿站35处,步站11处,水站82处。江西行省马站85处,水站69处。湖广行省陆站100处,水站73处。陕西行省陆站80处,水站1处。四川行省陆站48处,水站84处。云南行省马站74处,水站4处。甘肃行省马站六处。总计全国站数约一千四百处。加上岭北、土蕃等处,应在一千五百处以上。凡官吏御命差使,如为一般公事则由省部发给文书,称为“铺马圣旨”,乘传前行;有密命或急不待发给文据则佩带金字或银字圆符以行。一些官府的物资,也依靠驿站,利用车、牛转运。总领全国站驿的机关最初为诸站都统领使,至元七年设,属兵部。至元十三年改组为独立的通政院,寻分为大都、上都二院,后来一度又置江南分院。院设院使领导。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三月(时仁宗已即位)以通政院怠于整治,站赤消乏,罢通政院,改由兵部领导。旋复立通政院,领蒙古站赤,而兵部则分领汉地站驿。仁宗延柘七年四月(时英宗已即位),又诏“蒙古、汉人站,依世祖旧制,悉归之通政院。”腹里、江南汉地的诸路站赤,除一个短时期外,皆以各路达鲁花赤、总管提调,州县官不得预。沿途并设有脱脱禾孙,进行检查盘问。一些水陆冲要的驿站设有提领、副使、司吏、百户等职。提领由政府委派,副使以下则于站户内选用,三岁为满。在大都与上都之间,因为“每岁车驾行幸、诸王百官往复,给驿频繁,与外郡不同”,故在提领之上,复设有驿令、驿丞。站户每十户编为一甲,甲首称牌头。每站所领站户,“多者三二千,少者六七百”。根据陈高华的估计,全国站户总数至少在三十万以上,较之军户或更多。《十石出马一匹为则,或十石之下八九户共之,或二三十石之上两三户共之。惟求税粮仅足当站之数,不至多余,却免其一切杂泛差役。若有纳粮百石之下、七十石之上,自请独当站马一匹者听之。”陕西地区立站的办法又有所不同,以每地一顷为一分,一丁亦为一分,合十四分当站马一匹。其后,由于站户负担过重,改女为官给祗应,但站户优免和雇、和买及一切杂泛差役的规定也先后取消。

一般来说:北方的站户比南方的站户贫苦。郑介夫指出:“北方站户多贫。终岁营生,仅了应办。南方站户皆巨富,有输粮百石之家,止以四石当水站,其余则安享其利,靠损贫难。特别是大都至上都间十二站的站赤,“多系迤南路分佥拨前来当役,相去窎远,供给频劳”。这里每年皇帝巡行,诸王、官僚及使臣来往频繁,因此,役也最为沉重。此外,如京南一带、河西走廊及南方的某些交通要道,站役的负担也远较其他地区沉重。如良乡站,额定为马一百二十三匹,驴二十四匹。在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九月至十二月四个月之内,起马至一万三千三百余次,即使所有的马匹昼夜在道,也无法应付。这就势必引起额外多征,并导致牲畜过役倒死的情况。再加上往来官员“每至城邑,持威挟势,颐指风生,一身而支分例二三名,或从者同正食。又或尝味索馔,命妓纵酒,无所不至”。稍不如意,则凌辱吊打。陕西驿道上西蕃喇嘛经年络绎于道,甚至传舍往往不能容,只能假馆于民舍,于是逐迫男子,奸淫妇女的事多有发生,民不聊生。在重役的迫胁下,站户或破产逃亡,或投身于投下与寺院。甘肃行省在大德七年勘查:“六十年前立站之时,拨户三百站户单独列籍,世代相承,不得改易。他们的情况也互有差异,负担轻重也因地而不同。大抵北方站户,被签中者多是比较富实人家。他们一般是三五户共当正马一匹,十三户供车一辆,自备一切什物公用。一些无力喂养马匹者则出钱物津贴,称“贴户”、贴马”。上述“什物公用”,又称首思(sagas’2,蒙古原意为汤、汁)、祗应,包括提供使臣的饮食分例:“乘驿使臣换马处,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从人支粥。宿顿处,正使臣白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油盐杂支钞一十文。”此外还有薪炭、雨具及其他杂支。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政府规定:“站户贫富不等,每产限四顷除免税石,以供铺马祗应;已上地亩,全纳地税。、”又免其和雇和买,一切杂泛差役。南方签发站户则是验其田亩,“以粮四十八。即今当役者,止存一百七十六。除实逃亡事故四十六户外,隐占投下计一百二十六户。随时复役者已二十五户,尚余一百一户。”随着站户的破产流亡,驿站制度也日趋于崩坏。

急递铺兵是为传达四方文书而设置的。金制:章宗泰和六年(1206)初置急递铺,腰铃转递,日行三百里,非军期河防不许起。忽必烈循之,取不能当差贫户,除其差发充铺兵;不足,于漏籍户内补差。随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每铺置铺丁五人。铺卒腰系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文书疾行。沿途的车马行人,听到铃声,立即避让路旁。下一个站的铺兵听到铃声,立即整装以待。一俟公文到铺,便像接力赛一样,继续前传。同时在特置的文书上注明到铺的日期、传递铺兵的姓名,以备查验。急递文书规定每昼夜行四百里。它的传递速度,比宋、金时期都要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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